1948年,敌人抓了地下党员刘国志。他的五哥闻讯后立刻去见了徐远举,拍在他面前一张空头支票:“立刻放人,钱数你来写!”
1948年,国民党特务把地下党员刘国志给抓了,关进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当时负责此处的特务头子不是别人,正是臭名昭著的徐远举,这让刘国志的情况雪上加霜,营救的难度极高。
刘国志被捕的消息传出来以后,组织立刻准备营救。但营救的难度很大,短期内无法完成,稍有不慎还会落入徐远举的圈套中,导致更多的同志落入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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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人心急如焚,他就是刘国志的五哥刘国琪。刘国琪当时远在香港,在香港的金融界颇具地位,担任香港一家银行的经理。刘国琪与弟弟刘国志的关系非常好,虽然平日里联系不算多,但得知弟弟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后,他立刻动身去了重庆。
以刘国琪在香港的地位,动用自己的人脉,肯定能与徐远举联系上。但刘国琪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单枪匹马地直接去了重庆,直接去找徐远举。刘国琪见徐远举时,没有绕弯子,单刀直入的讲明了来意,让徐远举放人。
徐远举是一个老牌特务,十分狡猾,想让他放人并不容易。刘国琪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用大代价换自己的弟弟自由。
刘国琪见到徐远举,把一张支票拍在了他的面前。徐远举什么场面没见过,这次却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张支票的金额位置是空白的,上面却签着刘国琪的名字,盖着他的私人印章。这意味着,眼前的这张支票填多少金额都能生效。
而以刘国琪的财力,这张支票的价值极高,即便是徐远举也难免会心动。在徐远举吃惊之时,刘国琪抢先开口了,让徐远举随便在支票上填金额,只要他肯放了弟弟刘国志。
两人谈的时间不算长,一共二十多分钟。但徐远举却并未立刻接受他的支票,反而去找来一个卷宗,摆在刘国琪的面前。刘国琪见到这一幕,意识到了情况不太理想,毕竟这么多钱的支票都不为所动,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
事实上,徐远举虽然贪财,也想拿这笔钱。但徐远举是老牌特务,心思狡猾,轻易不会喜形于色。而且,徐远举也有自己的担心,他想要支票,却不敢拿。因为刘国琪把这件事情想的简单了,刘国志是否自由,并不完全取决于徐远举,主要还是看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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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琪看完徐远举拿来的卷宗,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徐远举看出来他懂了,也就没再遮遮掩掩,说了一句“他的骨头太硬了”。刘国琪知道,徐远举既然拿出卷宗给他看,肯定就是有条件。
很快,徐远举又取来一张口供纸摆在了刘国琪的面前,与桌子上的支票摆在一起。一边是空白支票,一边是空白的口供纸。显然,徐远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想救刘国志就要签一份“认罪”的口供,否则这张空白支票他不敢拿。
刘国琪一心想保弟弟的命,跟着徐远举去牢房见到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弟弟时,这种想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刘国琪心痛,却没时间寒暄,将支票和口供纸摆在了刘国志面前。刘国琪想救弟弟的心是真的,这一点刘国志很清楚,但他还是拒绝了。
刘国志很清楚,只要在这张口供纸上承认自己“有罪”,立刻就能跟哥哥离开魔窟。但刘国志却还是没有任何犹豫,果断拿起面前的口供纸和支票,齐齐撕碎了。撕碎支票是不愿意五哥为了自己失去所有,撕碎口供纸是告诉徐远举自己革命的决心!
刘国志的举动,意思已经很明显。面对敌人的折磨,他宁死不屈,无论是财富还是生命,都不能让他动摇。刘国琪不理解,刘国志问了他一个问题,自己就算今天跟着他走了,出狱的人还是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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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琪不想听他说这些,在他看来,是不是自己不重要,活着才重要。但刘国志的态度正好相反,他认为信仰高于一切,宁死不能向敌人低头。最后,刘国志让刘国琪给母亲带一句话:“我没给她丢人。”
刘国琪听到这句话,明白了弟弟的意志,知道难以更改,只好离开了。刘国琪很苦恼,但也没有办法,只能独自一人回去。与此同时,徐远举也很苦恼,因为他打错了算盘。他不是不贪财,而是希望能得到更多,却因为刘国志的坚贞不屈而幻想破灭。
他想利用刘国琪迫使刘国志屈服,从而抓捕更多的人,再升官发财。显然,他低估了刘国志。刘国志被送上刑场那天,声音高亢的喊了一句:“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令在场的百姓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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