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丨必须保卫阅读

文字是复杂文明的基础，仍是拥有最丰富信息量的载体，还原一个人物的复杂性需要大量细节，更遑论某个时代。事实上，绝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借助亲身经验理解过去的幸运，我们只有通过细致地阅读文本，辨析前人研究的得失，逐步接近过去世界的真相。历史学家最关键的两种技能，解读文本的言外之意与移情的能力，即陈寅恪“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至少目前AI仍无法教给我们。

本文转自“三联学术通讯”。

仇鹿鸣

1981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等，古籍整理著作《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附壶关录）》《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参与整理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主编数据库“唐五代墓志专目”，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

必须保卫阅读

* 本文系2026年9月5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仇鹿鸣在2026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文丨仇鹿鸣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大家好，首先祝贺大家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去年我们隆重庆祝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科成立百年，欢迎在座各位成为复旦史学百年星空中的新成员，我们对大家寄予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美好期待。

1930年，史学系曾被称为复旦“人数最少”的系，当时只有6位学生在读。一个世纪过去了，复旦史学蔚成大国，隽彦济济，拥有上百位专职教师、在读学生逾千名，毕业生超过万人，成为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学系。回顾既往取得成就的同时，毋庸讳言，近年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价值遭遇了内外两方面的质疑，外部大约与因经济形势变化导致的就业压力有关。不过这样的挑战，并非初次，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浪涌起时，人文学科早已直面过严峻得多的形势，甚至不少老师都选择下海经商，在座年纪稍长的老师对此或仍记忆犹新。而内在的一面，确属全新的挑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冲击，摇动了传统人文训练的基础，即通过大量阅读经典文本及相关论著，帮助学生建立起辨析史料的能力，掌握学术史的演变及得失，进而尝试独立展开研究。

我个人一贯认为文科的阅读与理科的习题、工科的实验、医学的临床实习一样，都是学科训练的根基所在，具有不逊于课堂教学的价值。客观而言，我们在这方面本身既有积弊，较之于理工医，对文科阅读的考察，缺少学分制度的保障。尽管随着教学体系的完善，目前绝大多数课程，老师们都提供了完备的阅读书目，不少已精确到篇章页码，老师甚至还会将参考文献的PDF整理好，分享给同学们，但真正能跟着课程进度，自觉阅读者，恐怕仍为数不多。

这涉及两个世界性的问题。第一，学生阅读能力与意愿的下降，尤其是阅读相对晦涩复杂古代经典能力的下降，即使在美国常春藤大学中亦不例外。随着中学时代阅读时长的减少，甚至不少人从未完整地阅读过一本经典，大量都是章节乃至段落的选读，既缺少直面复杂文本的经验，也未感受过沉浸式阅读的愉快。另一方面，各种电子设备及媒体极大削弱了年轻世代的注意力，特别是阅读长文本的意愿。第二，随着绩点膨胀，课程考核的区分度明显下降。昨晚读到复旦高教所陆一教授一篇短文《分数的诚实》，文中提到：“无独有偶，美国大学里评分权也被架空。长期以来，在‘减少焦虑’‘维护自信’的舆论氛围下，顶尖大学教授的给分从学术判断滑向安抚情感和回避麻烦。目前哈佛本科超过60%的给分为A，耶鲁本科79%为A或A-，最高荣誉的GPA门槛已逼近3.99。当A成为默认给分，成绩便从学术度量退化为安慰剂。痛感于此，最近哈佛大学以70% 教师的赞成票通过决议：自2027年起，每门课程的 A等比例严格限制在20%。”这种现象在中国顶尖大学中无疑也存在，在相对评分缺乏客观标准的文科可能尤甚。当然我们仍可保持一些乐观，能和哈佛大学也同欢乐也同愁，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二十年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

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在AI时代被急剧放大，无论对文本要义的提炼、前人研究的搜检，还是研究框架的设计，AI都能做得有模有样。以我个人判断，已接近研究生的中下水平，而且会随着技术的进步日趋完善。这不但打破了传统循序渐进的训练方式，更使惯常的考核方式渐次失守。尽管我们尚未知晓技术变革的潮水能涨到多高，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预计相差悬殊，但似乎已有必要来重新检视亲身阅读是否仍是人文训练的基石。

暑期中的热门电影《奥德赛》可能在座不少同学都看过，围绕导演诺兰对于电影的改编，引发了不少争议，包含了简化与改编两个方面，若稍作引申，恰好印证了文字与细读不可替代的价值。尽管电影本身是一部近三小时的大制作，仍在情节上做了不少删减，特别是对包括奥德修斯本人在内多数角色的复杂个性做了简化，这与影视艺术的特点有关。文字是复杂文明的基础，仍是拥有最丰富信息量的载体，还原一个人物的复杂性需要大量细节，更遑论某个时代。借助AI快速提取某部著作的情节要点，对一般公众而言，或堪堪够用，但对以研究为志业者却是饮鸩止渴。在简化的同时，诺兰也对故事内核做了现代诠释，这固然有导演的意图在内，却暗示了一点“过去即是异乡”，哪怕这一故事被巨细靡遗的完整呈现，无论是借助文字还是图像，对于现代人，哪怕是西方观众，仍有相当隔膜。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沈志华教授演讲时提到过的一个生动例子，欧美学者更早获得了苏联档案，甚至他们的俄语更好，麻烦的是他们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经验，文件中的每个单词他们都认识，读完之后却未必能确切理解赫鲁晓夫在说谁。事实上，绝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借助亲身经验理解过去的幸运，我们只有通过细致地阅读文本，辨析前人研究的得失，逐步接近过去世界的真相。技术手段的进步能帮助我们翻过语言的壁垒，迅速在字面意义上理解文本，掌握过去难以企及的海量材料，但历史学家最关键的两种技能，解读文本的言外之意与移情的能力，即陈寅恪“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至少目前AI仍无法教给我们。

陈寅恪

（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如今借助技术工具，我们不难清晰直观地展现任何一个古人，比如苏东坡世系婚姻、交游的网络，在地图上画出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间或还能发现一些既往研究未曾注意到的人事往来等。这当然能在短期内产生不少论文，但扪心自问，这对我们理解苏东坡是否有本质的推进。值得警惕的是既往研究中某些流弊，经过AI发酵，得到了放大，大量AI赋能的研究设计中充斥着范式转换、交叉验证、视域融合之类的浮词，经常让我想起陈寅恪的名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著名科幻作家特德·姜对AI曾有一个批评：“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荒谬的时代：有人可能会使用AI从一份简单的要点清单生成一份冗长的文档，然后将这份文档发送给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又会使用AI将这份文档重新压缩成一份要点清单。”遗憾的是，这不是一个科幻故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如果这成为未来我们课堂中的常态，哪怕仅仅是部分，也足以毁掉这个学科存在的意义。

我们绝不是抱残守缺者，恰恰相反，会积极尝试增设相关课程，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前沿。需要严肃指出的是，随着工具的强大，对于驾驭工具的人提出的要求更高了。我个人很愿意承认，AI标点古籍的水平已经比我高了，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要全力以赴才能略胜AI一筹的话，人是不可能永远时刻全力以赴的。好在之前的经验积累，我起码还有检证AI工作得失的能力。对于在座各位而言，马上需要直面两个巨大的挑战，在技术可以取代相当部分基础工作之后，如何跨越更高的专业门槛，我们经常标榜要训练学生具有判断力，学会核查AI的依据，辨认可能出现的错误、偏差与盲区。首先，我们不可能培养学生仅仅作为审核者，万一哪天审核又被另一个AI取代了呢？判断力也绝非空中楼阁，恐怕需要以坚实的亲身阅读为基础，经历漫长艰难的攀登。更困难的是如何抵抗诱惑，如同海上飘来塞壬的歌声，当你们尚不能驾驭AI的时候，能否沉潜阅读，夯实基础，而非轻易越过道德的界限，让AI越俎代庖。看上去AI有点类似金庸小说中的小无相功，是速通少林七十二绝技的方便法门，驾驭不当则有走火入魔的危险。退一步说，如小说家言遍习七十二绝技，但每在细微曲折之处，又不免有点似是而非，这就是一流高手吗？因此，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以“多”和“快”为基础的绩效主义，从来不是评价人文研究优劣的标准，否则乾隆岂不成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了。

《奥德修斯与塞壬》，现藏于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的巴尔杜国家博物馆

祝大家新学期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