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秋，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内，一位老妇拿出材料，声称自己是陈独秀与潘兰珍的养女，要求追查并继承“五只金碗”。接待人员没有想到，这桩看似普通的遗产纠纷，后来竟牵出陈独秀晚年生活的一段旧事。
这位老妇名叫潘凤仙。她的说法并非毫无出处。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2辑，刊登了《关于潘兰珍的情况》一文，提到潘兰珍曾收养一个四岁女孩，取名潘凤仙，后来因无人照料，被送回南通老家托人抚养。
问题恰恰出在“收养”二字上。文章没有详细说明收养的时间、手续和见证人，也没有明确写出这个女孩是否由陈独秀夫妇共同收养。几年之后，潘凤仙据此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并提出自己与陈独秀、潘兰珍之间存在养女关系。
据当时一些报刊记载，有关方面曾对她的情况作过调查。潘凤仙后来获得住房，并成为宝山县政协委员。不过，这些报道并未完整呈现调查过程，也没有公开说明调查所依据的原始证据。
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对此十分不满。陈松年曾多次探望被关押的父亲，也与家人保持联系。他在材料中表示，自己从未听父亲提起过所谓养女，因此不能认可潘凤仙是陈独秀的养女。
矛盾真正激化，是在“五只碗”出现之后。潘凤仙委托律师事务所处理继承事宜，律师于1987年10月15日致信史料作者张君，询问收养时间、地点、见证人，以及五只器物的来源和去向。这封信随后转交到陈松年手中。
陈松年回信说，陈独秀身边确实有过五只碗，但并非金碗，而是友人送的紫窑瓷碗。他没有见过所谓价值极高的金制器皿，也不承认这些物品可以作为潘凤仙主张继承的依据。
这时，陈独秀早年的秘书郑超麟也介入了。郑超麟在文章中回忆，陈独秀被关押期间，有人送给他五只瓷碗，声称是古代器物。陈独秀相信其来历不凡，后来把碗从南京带到武汉，又带到四川，临终前交给了潘兰珍。
郑超麟还说，1946年潘兰珍从四川回到上海，曾带着这五只碗寻找买家。古董商看过后认为是仿制品，并不值钱。潘兰珍没有接受这个判断，后来将碗寄放在亚东图书馆。关于这些器物的后续去向，材料称曾转至上海市公安局保管。
争论的另一面，是潘凤仙究竟属于什么身份。郑超麟的说法与报刊报道明显不同。他认为，潘兰珍当年用自己的钱买下一个名叫“阿凤”的女孩，对外称为养女，是为了避免触犯当时关于买卖婢女的规定。
按照郑超麟的回忆，潘兰珍并未把阿凤当作真正意义上的女儿，而是让她承担家中事务。后来阿凤与一名宁波工人交往，男方家人出面处理此事，并向潘兰珍支付了一笔钱。郑超麟据此认为，阿凤后来已经脱离潘兰珍的控制，不能再以养女身份主张遗产。
这段说法同样来自个人回忆，不能简单等同于完整司法认定。遗憾的是，现有公开材料中，尚未见到能够直接证明收养关系的正式文书，也没有看到律师事务所最终作出的完整结论。因此，事件中的若干关键环节始终存在争议。
1987年《上海法苑》刊文后，事情迅速扩散。1988年3月20日，《文汇报》刊登特访，较为肯定地称潘凤仙是陈独秀的养女，并记录了她关于童年生活和五只古瓷碗的回忆。报道传播后，许多人便把这段未经充分核实的说法当成定论。
郑超麟对此不能接受。1988年4月12日，他写成长文寄给《文汇报》，明确否认潘凤仙是陈独秀的养女，指出相关报道使用了他的部分材料，却没有刊出他的核心判断。此文多年后发表于1991年10月的香港《广角镜》，并与此前的报道一同刊出，双方分歧才较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郑超麟还特别指出，潘凤仙对五只碗的称呼曾发生变化：向有关方面反映时说是“金碗”，后来又改称“古瓷碗”。在他看来，名称变化反映出当事人对器物性质并不确定，也削弱了继承主张的可信程度。
这场风波留下的，并不只是五只碗的下落。它还暴露出历史人物身后材料容易被简化、转述甚至重新包装的事实。陈独秀、潘兰珍已经去世多年，真正能够作为依据的，仍应是档案、书信、证人证言以及当时有效的法律凭证，而不是一段后来形成的口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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