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宁都起义总指挥季振同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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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起义总指挥季振同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勿忘季振同

来源：文史精华2013年第10期

作者：公孙訇目录：

️季振同是一位倾向革命的爱国将军

️季振同是宁都起义的总指挥

️季振同是红五军团的首任和二任总指挥

️季振同的冤案及其平反

摘要：1931年12月14日,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江西宁都起义, 壮大了红军革命力量, 堪称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期间的壮举。但令人扼腕的是, 作为起义总指挥和红五军团首任总指挥, 功勋卓著的季振同却厄运连连, 结局悲惨, 冤狱直至1981年才得平反。历史是客观公允的, 《勿忘季振同》一文, 通过翔实史料拨清是非, 破解真相, 告慰先烈。

1931年12月14日,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 000余人带着2万多件武器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 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此举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使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宁都起义是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刘伯坚等的具体安排下, 由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和该军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第一团团长黄中岳共同组织策划和领导下发动的。起义后部队开入中央苏区改编为红五军团。中央领导根据他们在起义中的功绩, 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 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14军军长, 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 黄中岳为15军军长。

90多年过去了, 赵博生、董振堂在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中立下的丰功伟绩已彪炳史册, 为国人所知晓。可是, 曾任宁都起义总指挥, 在起义中“具有任何人都不能替代地位”、起义后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 以及在起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起义后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第15军军长的黄中岳, 无端地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猜忌和怀疑, 于1932年5月以莫须有的“谋叛”罪名被逮捕, 被公审,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10年徒刑) , 1934年长征前被保卫局处决。从此, 他们的英名和事迹被人遗忘, 直到1981年党中央对季振同、黄中岳予以平反。时至今日, 许多人仍不知晓他们的历史。作为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有必要大声呼吁:“勿忘季振同同志!”

季振同是一位倾向革命的爱国将军

季振同, 1901年5月6日生于河北省沧县狼儿口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幼年曾进私塾读“四书”“五经”, 父亲去世后家况愈下, 母亲将其寄养在外祖父家。未几, 开始独立生活, 婚后以摆渡为生。1919年春, 他赴北平谋生, 时值五四爱国运动发生, 他目睹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受到鼓舞, 立志做一名爱国军人, 遂进冯玉祥部队, 在“模范连”当兵, 不久升为班长并被选送到保定军官学校, 毕业后回“学兵连”任排长。季振同十分仰慕冯玉祥, 处处事事以冯玉祥为榜样, 以身作则训练和影响士兵。他的马术最为出色, 部队驻丰镇时, 有一次冯玉祥陪同苏联顾问察看部队军事训练, 安排季振同表演马术。季振同跨马出场, 跳越障碍, 劈杀、马上射击等诸项表演非常精彩, 博得了异口同声的称赞。苏联顾问对冯玉祥说:“了不起啊!这样的马术在哥萨克中也不多见。”

1924年,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扩大部队, 由1个师扩充到6个师, 季振同在短时间内由连长晋升营长, 又晋升副团长, 不久被选调为冯玉祥卫队团团长。季振同在冯玉祥身边, 深受其影响, 除了工作外, 就是看书学习。此时间他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以及《甘地小传》等名人传记。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些都是好书, 使我头醒目明。”“应该为劳苦大众做有益的好事, 自己需奋进!不然我会被历史淘汰。”可见这些进步书籍对他后来的思想变化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 赞同共产党人在国民军中建立各级政治机关。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人先后进入国民军, 刘伯坚任政治部副主任, 邓小平任军政学校政治部主任。从此季振同获得了与共产党人直接接触的机会, 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影响, 思想上进一步倾向革命。季振同钦佩这些共产党人, 感到与他们一起革命前途光明。他尤其敬重刘伯坚, 曾说:“如果国民联军的军官个个都像刘部长那样, 我们的军队就能无敌于天下!”

在北伐过程中, 季振同的卫队团除保卫冯玉祥总部外, 有时也上战场拼杀。1927年, 冯军在漳武地区受到奉军的攻击, 情况十分危急。关键时刻, 冯玉祥命令季振同率卫队团上阵。季振同率部猛插敌人中间, 卫队团以一当十, 英勇作战, 突破敌人防线, 使战局迅速扭转。季振同指挥果敢, 战绩辉煌, 受到冯玉祥和苏联顾问赞扬。在战斗中季振同颈部受伤, 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冯玉祥曾亲自探望, 并把自己的内侄女许配给季振同。未几, 蒋汪合流, 冯玉祥也走上了排共的道路, 季振同对此表示不理解, 曾一度流露出惋惜和苦闷的情绪。

1928年, 冯玉祥为了培训自己的军官, 成立了“将校团”, 自任团长, 任命季振同为副团长, 具体负责全军的营、团级军官的训练任务。不久, 战端再起, “将校团”解散, 季振同升任手枪旅旅长。

北伐结束后,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占了青、甘、宁、陕、鲁、豫六省的广大地域, 他手下的一些战将成为封疆大员, 其内部日趋腐败, 矛盾不断激化。季振同对此现象极为不满, 他曾对冯玉祥说:“韩复榘、石友三离总司令的要求太远了!”冯玉祥听后极为赞赏, 对季寄予厚望, 要他把部队训练好, 还送他一部《资治通鉴》。季振同遵照冯玉祥的教导, 在手枪旅与士兵吃住在一起。他同情士兵, 为士兵解决困难, 用人唯才是举, 因此许多人都愿与他共事。他在“学兵团”认识的黄中岳就是一位才干出众, 很有头脑, 为人精明干练的军官, 后归宋哲元指挥。黄与宋不合, 曾拉走一个团, 季得知后, 请黄来队, 从此结为兄弟, 委任他为主力团长。1929年, 韩复榘、石友三叛冯投蒋, 蒋冯矛盾加深, 不久爆发了中原大战。10月, 冯玉祥部队瓦解, 残部交给孙连仲收容, 此时季振同的手枪旅改编为第十四师, 也归孙连仲部下。未几, 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收编, 给了第二十六路军的番号, 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

整编后, 季振同、董振堂都由师长降为旅长, 董振堂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 季振同为七十四旅旅长, 师长由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兼, 赵博生为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1931年1月, 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路军赴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 部队进入中央根据地前沿宜黄、乐安一线时, 官兵亲眼看到红军写的标语:“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打倒土豪分田地!”“打倒帝国主义!”以及“欢迎白军兄弟们拖抢来当红军!”“红军官兵平等!”等标语, 使二十六路军官兵为之一振。曾与共产党人相处过的季振同等人无限感慨, 他对身边的人说:“过去讲共产党是‘赤党’, 共产党的军队是‘赤军’, 我们五原誓师后也被称之为‘赤’。赤是红色的, 真心为国家做事的人才真赤。”接着他问大家:“谁是真正的革命武装呢?”不等大家回答, 他深有感触地说:“得劳苦大众之心的军队, 才是真正的革命工农武装。”

到江西后, 季振同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他开始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的革命信条。此期间, 他盼望能联系上共产党, 遂派人寻找刘伯坚。他首先派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后与党失去联系的七十四旅政训处处长胡景陶秘密去山西找冯玉祥或鹿钟麟, 想通过他们再寻找中共党组织。不久, 胡景陶从山西汾阳带回冯玉祥的话:“只能与共产党做朋友, 不能为敌。要掌握好部队。”

第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后, 广大官兵思乡、厌战、恐惧的情绪迅速蔓延, 加上“围剿”屡次受挫, “薪饷久拖不发, 许多士兵染上了疟疾, 无药治疗, 每天死数百人。此时士兵生活上、精神上痛苦到了极点”。季振同面对这种现象十分气愤地说:“这都是孙连仲干的, 这个喝兵血的家伙, 卖假的金鸡纳霜欺骗士兵, 让兄弟们给他卖命, 现在士兵死的横尸遍野, 伤的没有药治, 活的没有饭吃, 二十六路军处于绝境!”

“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北上抗日宣传活动。季振同在党的影响下, 曾多次向部队讲:“我们绝不当亡国奴, 不当殖民地!我们要自强, 雪国耻, 收复国土主权。要有勇气回北方去, 坚决抗击日寇!”他带头提出并第一个签名打电报给蒋介石, 请准许“回北方, 打日本”, “谁不让我们去, 谁就是卖国”。孙连仲此时想趁机摆脱困境, 稳住部队, 也同意电呈蒋介石, 但他没有签名。部队未等蒋介石电复就离开宁都向北开拔, 刚到达20公里外的胡岭嘴时就被蒋介石的电报挡了回来, 责令他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这件事的发生, 进一步激起了季振同对蒋介石的愤恨和不满。未几, 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人组织了“同志会”, 开始有计划地与红军联络并准备组织起义的工作, 为宁都起义在组织上打下了基础。

季振同是宁都起义的总指挥

第七十四旅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旅, 其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战斗力强。当时这个旅全部驻防宁都城内, 担任城防和要地守卫任务, 是宁都起义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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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22日, 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刊载关于宁都起义的报道

赵博生在起义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争取季振同、董振堂参加起义, 在这里与其说赵博生显示了组织和策划起义的才干, 不如说是赵博生、季振同和董振堂三人不谋而合。他们遵照刘伯坚的指示, 12月12日午前10时在宁都南山上开会共推革命领袖。“季同意赵, 赵、董同意季为革命领袖。”赵、董推举季振同为总指挥不仅仅是因为季的七十四旅掌握城防, 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旅, 主要的原因是赵、董了解季振同是真正的革命者。季振同参加宁都起义是有着牢固的思想基础的。同时, 季振同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在赵、董之上。

地下党和三人为主要成员的“同志会”十分明确, 要保证全军起义成功, 就需要一个能够掌握和控制全军的人物出来指挥。当时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负责人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参谋长赵博生虽在全军中有较高的威望, 但赵博生不是主官, 按当时规定他是不能直接掌握或指挥部队的;董振堂虽是七十三旅旅长, 但他能掌握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和旅直学兵连, 其他两个团的团长是反动军官。而季振同的本人条件使他能够发挥总指挥的作用。他不仅能顺利地指挥第七十四旅这一主力旅, 而且因为他曾担任过冯玉祥部队的“将校团”副团长, 二十六路军各部都有他的学生, 都会听其指挥的。总之, 就当时的威望和指挥才能, 起义的领导人非季莫属。至此“赵博生已不是指挥季振同的人, 而是心甘情愿受季振同指挥的人。”

季振同对起义的态度是积极的、坚决的, 他为了团结教育和争取七十四旅全部参加起义, 对黄中岳、苏进等进步军官做了大量工作, 他指出:“只有起义当红军, 才是唯一出路。”他为了麻痹敌人和使部队抖擞精神, 命令部队正式操练。当他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部署起义时间为12月13日和起义后将起义部队改为红16军时, 他冷静地提出两条建议:

其一, 建议起义时间推迟一天, 改为14日晚。因为当时他获悉二十六路军的2万多套冬衣和12月份的薪饷、经费已运到广昌, 不日到达宁都, 如果13日起义, 冬衣和饷款就不会得到了, 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就当时情况看, 只要保守机密, 推迟一天是完全可以的。他的建议得到赵博生、董振堂和地下党负责人的赞同和支持, 经请示中央同意, 起义时间改为14日晚。这个建议的实现不仅有助于稳定起义部队的情绪, 而且对缓解红军的供给困难也具有一定作用。这绝不是“左”倾分子所诬蔑的那样:“是季振同对起义的犹豫和动摇。”

其二, 季振同建议中央领导对起义后的红16军番号再作考虑。二十六路军下辖2个师, 6个旅, 12个团, 约2万余人。而当时红军建制是军下设师, 师下设团, 没有旅的建置。红一方面军, 共3万多人, 分为一军团和三军团, 共6个军, 每个军约4000余人。如果把2万余人的部队编为一个军, 显然在人员安置上会出现很多问题。作为起义部队总指挥的季振同, 当然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可是后来一些“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把季振同这个合情合理又被中央接受的, 把起义部队编为第五军团的建议诬蔑为“名利思想”。

正因为季振同提出合理建议, 中央负责人及时接受, 这就使季振同等人和起义官兵义无反顾地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季振同在指挥起义过程中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宁都起义的前几天, 季振同命令部队不断紧急集合, 以麻痹敌人, 便于起义时突然下手。未几, 他命令七十四旅第2团接替城防任务, 把精锐的第1团换下来, 担任起义的主要任务。

14日下午2时, 季振同按照事先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策划好的计划, 召开了七十四旅营以上军官会议。他首先严肃认真地向军官们作政治动员说:“各位,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 窥伺华北, 我们祖国的命运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 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衷打内战, 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不准许, 我们就绕道广东, 然后再打回北方去!”季振同动情的话, 使大家十分激动, 黄中岳、苏进等进步军官纷纷表态说:“听旅长的话, 照旅长的话办事!”其他军官也先后表示同意。

随后.季振同部署了具体的任务:七十四旅1团特务排会同七十三旅学兵连及二十六路军总部执法队负责控制总部、第二十五师师部和蒋介石特务部门的三部电台;负责城防的七十四旅2团6时之前切断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线, 断绝宁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部戒严, 关闭城门, 不准任何人进出!又命令七十四旅1团3营营长严图阁率部接替总部特务营的警戒任务, 并由9连负责缴械和扣押在总部参加赵博生宴会的团以上反动军官和卫兵的任务;七十四旅1团1营营长卢寿椿率部解决第二十五师师部, 其余部队由苏进副团长指挥集合在县衙院中待命。晚6时半, 季振同下达了起义的命令, 各路起义部队跑步到各集合点执行任务。

由于部署正确, 指挥果断, 经过一夜的战斗, 起义获得成功。除了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逃跑, 带走驻石上的一个团外, 二十六路军的2个师、6个旅、11个团, 共17000余人携带2万余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起义胜利后, 遵照中央的指示, 起义部队迅速离开宁都。季振同命令董振堂率七十三旅为前锋出东门, 过梅江直接开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其他起义部队各旅依次跟进。为防中途发生意外, 季振同亲率七十四旅殿后。离开宁都前季振同命令七十四旅的一个参谋留守, 要他在部队走后把扣押的反动军官放掉, 每人发300元各奔前程。

15日晚, 殿后的七十四旅到达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圩。季振同走在部队的最前边, 在熊熊燃烧的火把照耀下, 他一眼就看到了朝思暮想的刘伯坚迎面跑过来, 季振同跑步迎上去,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眼中涌出了热泪。季振同激动地说:“我好想你呀!”刘伯坚说:“昨晚我一夜没睡觉, 真替你们担心呀!”晚饭后,季振同向刘伯坚等中央首长汇报了起义的主要经过。随后, 在刘伯坚的主持下, 讨论和研究了宁都起义的宣言, 并很快发出。它向全中国人民庄严宣告, 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不堪忍受国民党军的压迫, 终于向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发出猛烈的一击。

季振同在指挥宁都起义的过程中与赵博生、董振堂和地下党领导人密切合作, 起义前周密部署, 起义时果断行动, 起义后从容撤离, 为宁都起义的完全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季振同在指挥二十六路军全军起义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早有定论, 参加起义的原七十三旅学兵连地下党支书李青云在起义后的一次会议上曾客观的评价说:“赵博生不掌握兵权, 董振堂只能带动七十三旅旅直和一个团, 如果不是七十四旅参加, 不可能有这样规模的宁都起义。”肖劲光同志也著文指出:“由于季振同率七十四旅参加宁部起义, 使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得以顺利实现, 季振同是有很大功绩的。鉴于季振同对整个起义部队的影响, 我党任命他为红五军团总指挥。”总之, “他在整个起义部队中有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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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起义领导人: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

季振同是红五军团的首任和二任总指挥

宁都起义后的第三天, 在固厚圩的打禾场上, 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起义部队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 并宣布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 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 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 黄中岳为第15军军长。接着季振同讲话, 他说:“半年多来, 我们亲眼看到了苏区的许许多多的事情, 把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和红军诬蔑的谣言揭穿了, 亲眼看到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受到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真诚拥护。”最后, 他率领全军团高呼:“我们为中国的真正独立与统一而英勇奋斗!”红五军团的诞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正如《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三、五军团分编问题给各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去年宁都兵暴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团, 增加了红军的一支主力军,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记载了一段光荣的历史。”经过几天的行军, 部队进驻瑞金附近的沿坝、石城和九堡一带。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 红五军团开始了整编工作。

中央军委很快地派来了以肖劲光为首的一大批有部队经验, 特别是有改造旧军队经验的同志们去担任五军团各级政治委员, 肖劲光任五军团政委。季振同热情欢迎来五军团的各级政工干部, 希望借助这些政工干部把这支部队引上革命的道路。他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协助党组织搞好部队整编。

在部队整编时期,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十分关心, 做了很多指导, 有时还找季振同等人个别谈话, 对他们弃暗投明参加革命给予高度的评价, 鼓励他们积极工作, 放下包袱。季振同对毛泽东和蔼谦虚、平等待人的态度, 渊博的知识, 出众的才华赞叹不已。他曾这样对身边的人讲道:“我起义当红军, 第一个是相信刘伯坚, 第二个是相信毛泽东。”

季振同还自觉地遵照中央关于整编的指示精神认真地学习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即古田会议决议) 。他相信和支持各级政治委员的工作, 力所能及地帮助各级政工干部搞好对部队的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他经常跟起义的官兵讲:“是啊, 虽然起义了, 但要成为真正的红军, 还得有一个过程哩!”

他认真执行和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对起义的军官愿留的, 欢迎, 组织他们学习, 进学校, 搞干部训练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 欢送, 发给路费, 来去自愿”的制度。季振同对那些有情绪的军官们说:“你们要革命的就留下;一定要回去的, 我们欢送。”他还拿出自己的积蓄, 分给了那些要走的人做路费, 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红军的开支。

季振同还时常找肖劲光谈心, 暴露自己的思想, 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他还不时地下连队, 找官兵谈学习收获, 畅谈思想改造的体会, 并要求他们向红军学习, 鼓舞他们清除顾虑, 向往革命, 树立信心, 当好红军指战员。

季振同为人活泼, 性格开朗, 又热爱文体活动。1932年1月初的一天, 他在刘伯坚陪同下来到瑞金附近的叶坪去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首长们。季振同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后, 又回答了首长们的问话, 当毛泽东作指示后, 季振同便亲切地说:“毛主席, 能不能请贺子珍给我们演演戏?”毛主席笑着说:“好!我尽量动员她去。”不久, 贺子珍果然来到五军团驻地——九堡, 与季振同、肖劲光三人登台给部队演了一出独幕剧, 效果很好, 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通过深入的接触, 季振同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早就隐藏在心底的愿望, 而见到毛泽东后, 这一愿望变得更加迫切、更加强烈了。他向肖劲光、刘伯坚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后经党中央批准, 由朱德和周恩来做介绍人, 季振同于1932年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季振同入党后, 思想进步很快。他想, 党相信我, 把红五军团总指挥的重任交给我, 我也得把自己交给党, 跟党要一心一意。于是, 他及时地向党组织汇报了敌人对他的策反阴谋, 将敌人的策反信件交给党组织, 并请示党组织如何对待敌人的策反活动。不久, 他和广大起义官兵一起, 以崭新的姿态, 同兄弟的一、三军团一起活跃在反“围剿”的战场上。

1932年1月10日, 中央军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 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指挥红三军团主力打赣州。赣州三面环水, 城墙高筑, 易守难攻。三军团指战员打得很英勇, 他们进行坑道作业, 从地下进行爆破, 终因敌人火力太猛, 连续几次爆破都未成功, 三军团已处在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此时, 中央军委急电被排挤的毛泽东赶赴前线参加决策, 毛主席“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的红五军团, 以解红三军团之围。”2月中旬, 季振同、肖劲光率红五军团, 遵照军委的命令向赣州疾进, 增援红三军团。27日, 季振同、肖劲光接到彭德怀、滕代远的来信, 得知敌军罗卓英、陈诚、公秉藩部自吉安方向来援。季、肖决定在赣州外围阻击增援敌人。赣州守敌自恃有援兵, 便不断进行出击, 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击将红三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包围了起来, 情况万分危急, 军委急调五军团前去增援。

季振同选好精锐后疾驰阵地, “五军团的部队手持大刀冲了上去, 与敌人短兵相接, 展开肉搏。一时间刀光闪闪, 敌人血肉横飞, 丢下累累尸体, 仓皇退回城里。三军团的这个师才转危为安。”赣州撤围后, 部队集结在江口。3月12日, 军委发布重编一、三、五军团的训令。原属五军团的15军调给一军团, 14军调给三军团, 13军和原属一军团的第3军组成五军团。中央仍任命季振同为五军团总指挥。

季振同的冤案及其平反

赣州战役后季振同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向肖劲光政委提出离开红五军团去苏联学习的要求。促使季振同思想变化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 王明“左”倾思想的影响是季振同要求离开部队的主要原因。在部队整编期间, 出现了“左”的偏差, 有的师团政工人员强调阶级成分, 这样一来就将一些尚可教育的军官也划到反动军官一边, 最后被遣送走了。派到连队的政工干部也采取了“左”的偏激的做法, 发动士兵控诉军官, 导致随后发生了少数军官逃跑的事件。其实, 在改造过程中出现这些情况是不奇怪的, 完全可以在团结教育的正确方针指导下进行说服教育的, 部队是能够控制的。然而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发生的以上问题看重了, 主张用武力缴械的办法解决问题。季振同对这些是十分反感的。

其二, 国民党方面的反宣传也在加紧进行着。宁都起义后, 近2万国民党官兵投到苏区变成了红军的事实, 敌人是不甘心接受的, 总是千方百计地对这支部队进行策反。红五军团驻九堡等地后, 时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在上空盘旋, 投传单, 煽动起义官兵反水。国民党的这种反宣传, 对红五军团是有一定影响的。1932年1月下旬, 14军工兵连的80多人反水, 随后部队不断发生逃跑现象。不仅如此, 国民党还对包括季振同在内的高级军官进行策反。季振同为人光明磊落, 对敌人的策反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并将情况及时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如蒋介石派高参刘骥来与他联系, 季振同及时向肖劲光请示, 见与不见?

肖问:“刘骥是什么人?”

“过去是冯玉祥的高参, 我们过去很熟。”

“你觉得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无非是当说客, 争取我回去再给国民党做事呗!你放心, 我不会回蒋介石那里去, 我已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 而且成了共产党员, 回去肯定要杀头的, 我不会把头送给他们杀。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 我就想去苏联学习军事。”

肖劲光上报后, 中央同意季振同与刘骥见面。见面后季振同向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 可见季振同对党是忠诚的。后来, 五军团政委肖劲光说:“我没有发现他主动进行秘密的反水活动。”“赣州战役后表现也是好的, 没有发现他有后悔、反叛之意。”然而当时有“左”倾思想的人把敌人策反看得过重了, 开始对季振同有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想法和做法。季振同鉴于以上两点, “自知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感到去苏联学习是较好的出路。”于是在赣州战役后, 他便向肖劲光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 经请示中央, 中央同意了他学习的要求。

季振同虽然离开了五军团, 但保卫局并没有放过他。1932年5月, 保卫局从一军团逮捕了黄中岳, 接着也将等待出国的季振同逮捕, “一条重要罪状就是季振同和黄中岳曾召开九堡会议, 密谋反水。”其实参加九堡会议的还有肖劲光、刘伯坚、左权、高自立和苏进等人, 这就揭穿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对他们的诬蔑。6月公审, “左”倾教条主义者又诬蔑季振同在宁都起义前派人寻找中共党组织的行动是“企图拖枪反水进攻革命, 颠覆苏维埃政府”。把指挥宁都起义说成是“投机革命”, 把季定成“反革命分子”公审后判处死刑。毛泽东曾气愤地说:“季振同同志是参加宁都暴动的组织者, 对革命具有相当功绩。”后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研究改为10年徒刑。可是在1934年长征前, 保卫局将季振同和黄中岳在瑞金叶坪处决,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 季振同年仅33岁。

肖劲光将军著文曾指出:“在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 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 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召开的一次高干会议上, 毛主席再次讲过, 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 没有他们, 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是不可能的, 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

在此以前的漫长岁月中, 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曾说过为季振同抱不平的话外, 没有人敢为季振同说句公道话。宁都起义的宣传工作也长期处于低潮, 既没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又没有反映宁都起义的文艺作品, 即便有人勉强写上几笔, 也十分注意分寸, 只宣传赵博生、董振堂, 而不敢宣传季振同、黄中岳, 甚至在宣传赵博生、董振堂时竟不敢提到季振同、黄中岳, 这显然很不真实, 很不完整。

在这60多年的岁月里, 季振同的妻子和女儿过着颠沛流离、改名换姓的日子。解放前, 她们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和迫害, 不得不寄居在亲戚和朋友家中, 度日如年;解放后, 因为季振同是被共产党保卫局处决的“反革命”, 母女俩就更不敢暴露身份了。

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 纠正错案, 昭雪冤案, 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 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中组部也明确提出:“只要是冤案, 不管是谁定, 哪一级定的, 也不管是什么时期, 哪一次运动定的, 都要统统甄别、平反。”这就为季振同平反打开了大门。1979年春, 季振同多病的妻子刘玉芝在其女儿季平龄的搀扶下, 找到了曾与季振同一起领导宁都起义的苏进和李达等人, 请求他们代为季振同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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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起义部分参加者：姬鹏飞、黄镇、李达、孙毅

1979年6月, 姬鹏飞、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进等12位曾经与季振同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上书中央, 如实地反映了在原红五军团任总指挥的季振同和在原五军团第15军任军长的黄中岳同志于1934年长征前被错杀的问题, 建议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1979年6月27日叶剑英副主席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部亲笔写了批示:“应为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叶剑英还批示:“我听毛主席说过 (似在延安) 杀季振同、黄中岳是错杀了的, 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

遵照中央领导的批示, 中组织部派人向70多位老同志作了调查, 并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从中组部复查的情况看, 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有功绩的, 影响较大, 应予肯定。季、黄本人有爱国抗日的思想, 我们已吸收季为特别党员, 并决定季去苏联学习, 对他在政治上还是信任的......把季、黄定为反革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 恢复名誉, 并恢复季的党籍。中央采取了发表纪念文章的平反方式, 在1981年12月纪念宁都起义50周年时,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先后发表了肖劲光等老同志的文章, 对季振同、黄中岳的革命功绩进行了公正评价, 使这件沉冤近半个世纪的错案得到了平反。

随后, 中组部给季振同的女儿季平龄写信通知:“关于你父亲季振同同志被错杀的问题, 业经中央批准, 予以平反, 恢复名誉。”1991年3月12日总政向季平龄颁发了《革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