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陈昌浩逝世后，徐向前叮嘱工作人员：他的悼词必须我亲自过目

　　1967年7月30日，北京，徐向前得知陈昌浩去世的消息后，沉默了很久。随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交代：“陈昌浩同志的追悼词，我要亲自过目。”这句话不长，却分量很重。两位曾并肩工作的老战友，人生道路早已各自转折，但那段共同经历始终没有被忘记。

　　陈昌浩逝世时，年仅61岁。对于徐向前而言，这不仅是一位老同志的离去，也牵动着红四方面军那段复杂而沉重的历史。徐向前坚持亲自审阅悼词，显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希望组织对陈昌浩的一生，作出客观、完整、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昌浩曾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与徐向前共同主持过部队工作。那时的他年纪不大，却有较强的理论素养和组织能力，在军事、政治工作中都颇为活跃。洪学智、许世友、陈再道、王宏坤等将领，也是在那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但革命道路从来不是一条直线。红四方面军转战西北后，部队遭遇严重困难，许多指战员经历了生死考验。1937年，陈昌浩辗转回到延安。徐向前后来回忆，两人在延安相逢时，陈昌浩十分激动，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徐向前安慰他说：“党中央一直关心你，回来就好，要多保重。”

　　回到延安后，陈昌浩没有重新担任军事领导职务，而是被安排从事宣传和教学工作。他先后在延安县委宣传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还到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理论。岗位变了，工作方式也变了，可他并没有消沉。

　　有意思的是，陈昌浩授课时并不满足于照本宣科。他广泛查阅中外资料，边研究边编写讲义。听课者中既有参加过长期斗争的老干部，也有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许多人回忆，他讲课逻辑清楚，理论联系实际，能够把抽象问题讲得明白。

　　1938年，陈昌浩的弟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谈到毕业后的选择，弟弟表示想做军事工作。陈昌浩没有空泛鼓励，只提出了两条要求：“面对枪口，腿不能抖；遇到苦难，要能想办法。”话很朴素，却是战场经验的直接提炼。对军事干部来说，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一不可。

　　长期工作和过度劳累，使陈昌浩的胃病反复发作。延安当时医疗条件有限，难以进行系统治疗。1939年8月27日，他从延安出发，经兰州、新疆前往苏联，9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接受治疗。途经新疆时，他还看望了部分西路军指战员，并作了检讨。

　　苏德战争爆发后，陈昌浩的生活再次发生变化。莫斯科局势紧张，他被转移到后方，后来一度在采石场劳动。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曾提出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要求。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他被安排到莫斯科一家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主要负责中国部事务。

　　身在异国，陈昌浩仍坚持学习和工作。1948年12月20日，他曾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达回国工作的愿望。由于当时条件等原因，这一愿望没有立即实现。直到1952年3月，他才获准回到祖国。刘少奇等同志到北京车站迎接，这一安排体现了组织对这位老同志的重视。

　　回国后，徐向前邀请红四方面军时期的老战友为陈昌浩接风。席间，陈昌浩见到张琴秋等人，反复表达歉意：“是我对不起你们。”这些话没有过多修饰，却说明他始终没有回避过去的责任。

　　为了帮助他了解国内建设，组织安排陈昌浩到东北参观。鞍山钢铁厂、沈阳工厂、大伙房水库工地，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离开祖国多年后，他第一次较集中地接触新中国的工业和水利建设，也由此开始重新熟悉国内实际情况。

　　1952年6月，陈昌浩到马列学院担任副教育长。他清楚自己脱离国内工作环境已久，因此主动向身边同志学习，甚至向过去的下属请教。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他负责翻译方面的组织工作。设备简陋、任务繁重，工作人员常常在闷热的环境中连续工作，但会议翻译任务仍得到较好完成。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接见翻译处工作人员，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对陈昌浩来说，这种肯定并非个人荣誉，而是对整个工作集体的认可。此后，他继续在岗位上做理论、翻译和教育工作，没有再把个人职务看得过重。

　　晚年，陈昌浩曾在张闻天建议下回到湖北汉阳故乡。故乡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变化，让这位多年漂泊海外的革命者感到亲切。他参观、听取汇报，也与当地干部交流，随后返回工作岗位。

　　陈昌浩去世后，徐向前主持追悼会，李先念、王震以及许多老同志和群众代表参加。悼词评价他一生忠于党和人民，为革命事业做过有益工作。徐向前坚持亲自审阅悼词，正是为了让这份评价既不回避曲折，也不抹去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