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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周”活动上谈到中西方差异时,专门提到了一个词——战略视野。
她认为,中国更习惯把问题放到较长时间尺度上考虑,而西方政治容易受到选举周期牵动。
巧的是,同一天,中国国务院一边部署稳增长、促消费,一边又要求加快2026—2030年“十五五”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一个外交官的评价当然不能证明哪套制度天然更好,但这个时间上的对应很值得琢磨:为什么中国可以一边处理今年的增长压力,一边继续安排几年后的工程?所谓战略视野,到底只是“看得远”,还是已经变成了一套能够跨年度运行的政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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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差别,在时间尺度
扎哈罗娃的话容易让人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和西方谁看得更远”上,但如果只停在这里,讨论很容易变成口号。
真正需要看的,是一项政策到底按照多长的时间来计算成本和收益。
修一条铁路、建一张电网、建设大型科研设施,都不是投入一年第二年就能把账算平的项目。有些工程建设需要几年,真正发挥网络效应还要更长。要是每年都根据短期收益决定还做不做,这类项目天然就很难稳定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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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五年规划,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政策决策从单个年度拉到更长周期。
2026年开始实施的“十五五”覆盖2026年至2030年,重点包括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应用以及现代基础设施等领域。中国3月又通过国家发展规划相关法律,把国家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相关政策之间的衔接进一步制度化。
9月28日国务院的最新部署更能说明这种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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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026年经济增长压力,国务院提出加强逆周期调节,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同时要求推动“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尽快启动。短期调控和中期建设并没有被当成两套互不相关的政策,而是在同一个政策框架里同时推进。
在我看来,扎哈罗娃真正抓到的并不是“规划写得长”这么简单。
一份文件写到2030年并不难,难的是今年的财政、明年的投资、地方的项目和企业的决策,能不能沿着同一个大方向接下去。
这个衔接能力,才是长期规划最有实际意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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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下来,长投资才敢做
企业做短期买卖,最在意的是价格。做十年投资,情况就不同了。
一家企业如果准备建工厂、研发新技术或者进入一个全新的产业,真正难算的往往不是今年能赚多少钱,而是等项目投产以后,政策方向会不会发生大幅调整。
所以长期规划带来的价值之一,就是提供相对清晰的方向性预期。
这里不能理解成政策永远不会调整,而是企业至少知道,在能源、交通、数字基础设施、科技创新这些领域,国家未来几年大概往哪里投资源,哪些基础设施会继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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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型工程不能只靠一年期收益来判断。
比如全国交通网络、电网、算力基础设施,本身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前面的一条线路可能单独看收益一般,但等更多线路连起来以后,整个系统的价值才会显现。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中国长期规划真正重要的地方,是把部分项目的账从“一年”拉到“五年甚至更长”。
企业可以按照产业链建设周期安排投资,地方政府也能根据长期目标准备土地、交通、能源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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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件事有一个前提:方向不能每隔很短时间就发生大幅改变。这也是扎哈罗娃把“选举周期”拿出来讨论的原因。
在一些多党竞争国家,政府更替后,上一届政府设计的政策工具确实可能被重新调整。美国过去几年在清洁能源领域就是非常具体的案例。
2022年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曾通过税收优惠推动新能源汽车和清洁能源投资,但2025年美国新法律提前结束多项清洁汽车税收抵免。美国国税局目前明确规定,2025年9月30日以后购买的新车、二手车以及符合条件的商业清洁车辆,不再享受原有相关抵免。
对消费者来说,这是补贴变化。对一家已经按照旧政策投资电池厂、汽车工厂和供应链的企业来说,算的却是另一笔账:原来预测未来五年存在的政策收益,现在要重新计算。
这就是政策连续性为什么会影响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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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是没有战略,难点在执行连续性
不过,这里有一点必须讲透。
如果把扎哈罗娃的话简单理解成“中国有战略,西方没有战略”,事实并不支持。西方国家和机构同样会制定跨度很长的规划。
北约2022年的《战略概念》明确提出未来十年的安全重点和核心任务;欧盟的气候政策更是把时间拉到2050年,并设置2030年、2040年的阶段目标。
所以差异不应该简单概括成“谁会不会做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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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解释力的问题是:长期目标确定以后,具体政策工具在政府更替、议会政治、司法程序以及利益集团博弈之下,会发生多大变化。
美国芯片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制造业补贴并没有因为政府更替消失。美国政府问责局2026年8月的报告显示,截至7月15日,美国商务部仍然资助了49个半导体制造项目,说明这项长期产业政策存在明显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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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一份报告又指出,芯片研发部分出现较大调整,因为部分计划与新政府优先事项不一致,商务部取消或暂停了多项研发工作。GAO因此要求商务部重新制定满足法定研发任务的方案。
这就把问题说明白了。
美国并非不能制定长期产业战略,很多法律甚至能够跨越两届政府继续执行;但具体执行方式、资金方向和政策工具,确实更容易随着政治环境变化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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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规划体系则更强调国家规划、年度计划、专项政策和地方执行之间的纵向衔接。
两套制度运行逻辑不同,由此产生的政策连续性也会不同。
扎哈罗娃站在俄罗斯外交官的立场上,更强调其中“中国长期规划”的一面,这并不奇怪。真正值得我们分析的,不是她夸了谁,而是她点出的“时间尺度”问题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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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远,还得走得稳
长期规划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时间拉得越长,一旦方向判断错误,修改成本可能也越大。所以真正有效的长期规划不能只讲坚持,还必须讲反馈。
今年定下一个方向,不代表五年以后每一个实施办法都必须原封不动。市场价格会变,技术路线会变,企业投资意愿也会变,如果政策只允许继续加码,不允许根据结果调整,那长期反而可能放大错误。
因此“十五五”规划里除了强调长期目标,也强调政策评估、监测预警和年度计划衔接。这部分看起来没有高铁、人工智能那么吸引眼球,却决定着长期规划到底是战略还是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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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真正成熟的规划应该有两个看起来矛盾、实际上缺一不可的能力。大方向要稳。具体办法要能改。
比如一项新产业政策,可以先在部分地区试点,观察企业投资、市场价格和实际需求。如果有效,再扩大;如果出现产能、成本或者需求问题,就及时修改。
地方也需要一定探索空间。因为中央能够确定全国方向,却不可能提前知道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未来五年遇到的全部具体问题。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中国长期规划能否继续体现价值,接下来看的已经不是“有没有五年规划”,而是长期目标和现实反馈之间能不能形成更快、更真实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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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中国又出台一批稳增长措施,包括扩大支持水利、电网和科技基础设施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同时增加科技创新、农业、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再贷款支持。
它和前一天加快“十五五”重大项目建设的部署放在一起看,更能说明政策正在尝试把眼前经济压力与长期投资方向结合起来。
这种做法最后有没有效果,当然不能靠文件本身判断。还得看项目完成度、企业投资、研发投入和最终生产率。
战略视野解决的是“往哪里走”,政策执行解决的是“怎么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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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9月28日,扎哈罗娃把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概括为“战略视野”,这句话之所以容易引起讨论,并不只是因为它来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而是因为它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很多决定国家产业能力的投资,本来就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到完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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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五年规划、年度计划和重大项目机制,为这种跨周期投入提供了一套制度化安排;部分西方国家则会因为政府更替重新调整具体政策工具。
但长期本身不是结果。能把方向稳定下来,又能让执行接受市场、企业和现实数据的检验,发现偏差及时修改,规划才会转化成真正的发展成果。看得远只是起点,走得稳、改得动,才决定最后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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