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2月，江西莲花县一间普通病房里，甘祖昌躺在病床上，身边没有警卫，也没有宽敞住宅，只有几件旧物和一只铁盒子。临终前，他把子女叫到身边，打开盒盖，里面是三枚勋章，以及几张战争年代留下的纸币。
这位曾经身穿将军服的老人，留给家人的并非房产和积蓄，而是一段极不寻常的人生选择。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崭新的将军服，神情庄重。回到家中，他却对妻子龚全珍说：“比起牺牲的老战友，我做得太少了，这个地位太高。”
这句话并不是一时谦让。军衔评定期间，甘祖昌就曾多次提出异议。他认为，自己长期从事后勤工作，文化程度也不高，不能因为职务和资历便接受过高待遇。军衔确定后，他仍然感到不安。
甘祖昌的这种性格，早在新疆工作时便表现得十分明显。1949年，他随部队进军新疆，担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新疆和平解放后，部队、起义官兵以及其他人员数量庞大，粮食和饲料供应都十分紧张，后勤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库存粮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骡马饲料也接近断绝。甘祖昌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报告，而是组织人员分组调查，亲自带着翻译深入北疆牧区。他提出以牧区羊毛换取日用品，既缓解牧民困难，也为部队筹措粮食打开了渠道。
有意思的是，这位少将后来离开军队，并不是因为厌倦军旅生活，而是因为身体确实无法继续承担原来的工作。1952年春天，他在新疆检查工作途中遭遇车祸，车辆翻入河中，面部和下颌严重受伤。此前，他的头部还曾两次负伤，这次事故使脑震荡后遗症更加严重。
住院苏醒后，他顾不上休息，伸手去拿电话，想了解后勤工作。护士急忙劝阻，他却惦记着部队的事情。伤势稍有好转，病房便成了临时办公室。遗憾的是，头晕、昏厥等症状始终没有消失，军区只得安排他疗养。
组织上曾考虑在乌鲁木齐郊区为他盖房，让他安心养病。甘祖昌却婉言谢绝，表示自己手脚还能劳动，希望回江西农村参加生产。他说：“我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但还可以种田，不能给国家增加负担。”
龚全珍理解丈夫，却也知道这意味着放弃城市工作和稳定生活。两人1953年在新疆结婚，婚礼十分简单。甘祖昌没有显赫的文化背景，也不善于说漂亮话，第一次谈婚事时便坦率说明自己的年龄、家庭和经历。正是这种不遮掩、不作态，让龚全珍看到了他的可靠。
他对亲人同样讲原则。妻子曾替同事请求购买一块优惠手表，希望甘祖昌写张条子。甘祖昌没有答应，反而认为既然买得起手表，就应当按规定纳税。龚全珍当时觉得难堪，后来才明白，甘祖昌并非不给妻子面子，而是不肯用职权替熟人开方便之门。
1955年授衔之后，他仍不断申请回乡。1957年，甘祖昌再次向组织提出请求，并当面向萧华说明，自己虽不能再承担领导工作，却能参加农业生产。组织起初担心他的身体，萧华还问他回乡后能否活到六十岁。甘祖昌明白身体状况，却坚持认为，能为家乡多做几年事情，也比静养更有意义。
同年8月，他带着家人离开新疆。行李并不多，却特意带上六头良种猪、十五对安哥拉兔和十五只来亨鸡，准备把新疆的养殖经验带回莲花。回村后，他先说明自己只是普通农民，家庭事务听从兄弟安排，不能因为当过将军便享受特殊待遇。
乡亲们起初不理解，有人问他打了多年仗，好不容易当上将军，为何又回来种田。甘祖昌回答得很直接：“革命不是为了个人享受，回乡劳动怎么会后悔？”
他没有把这句话停留在口头上。甘祖昌带着群众改造低产田，疏通沟渠，推广良种，还参与修建水库和桥梁。得知“清江早”稻种生长期较短，他立即和技术人员步行前往农科所。途中下雨，泥水裹住布鞋，他干脆脱鞋提在手里赶路。
对孩子，他要求更严。捡粪、割草、放牛、喂猪，按年龄分配农活；衣服要多穿几年，破了自己缝补。子女想借父亲的身份谋求轻松岗位，他一概拒绝。大儿子曾希望得到照顾，他先让孩子到工厂学锻工，后来才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学习驾驶拖拉机。
甘祖昌把工资的大部分用于购买化肥、农药、修建水利和帮助困难群众。到晚年，他仍住在条件普通的县医院。1986年2月25日，甘祖昌在莲花县去世。铁盒中的三枚勋章，见证了他的军旅荣誉；那些旧纸币，则留着他从普通农民走进革命队伍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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