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历史学者是“砸场子”的

赵冬梅：在北大教历史的23年

作者 陈梦溪（北京晚报·2021-09-10）

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1988年，赵冬梅从河北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博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十年后，1998年赵冬梅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在北大历史系教书23年。

上周，赵冬梅与笔者在大学附近的咖啡厅聊了近四个小时，有关历史、有关人生。坐在面前的赵冬梅身着剪裁挺括新潮的白衬衫，眼镜腿上垂下精致的玫瑰金色链子，一笑露出两个梨窝儿，然而慢慢聊天中笔者发现，这位“爱较真儿”的教授，不仅有趣、犀利，更有她对历史的热爱和对教育的认真。

“其实学历史，和我最初的想象很不一样。”如今已经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的赵冬梅，不仅在北大校内给系内外的学生讲中国古代史相关课程，更在百家讲坛、“冬梅讲国史”等节目收获了更广泛的读者。不过，在赵冬梅198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时，她今天的学生们甚至还没有出生。

文学女孩报了历史系

赵冬梅的研究方向按断代区分是宋史，但她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看作制度史。赵冬梅对制度最初的敏感来源于户籍：赵冬梅1971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母亲牵一个、抱一个，带着赵冬梅姐妹俩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去投奔当兵的父亲。那年她该上小学了，可是没有户口，无法入学。班主任好心收留了她，附加条件是“学不好就不要了”——赵冬梅此后一直成绩优异，这句话是第一推动力。

当年高考先填报志愿，后出分，第一志愿里，赵冬梅三个全部填了历史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兰州大学历史系。估分结果和高考成绩只差一分，赵冬梅如愿进入名家辈出的北大历史系念书。但这位“学霸”发现，学历史和想象中完全不同。“我的历史梦是依托在一个更庸俗的梦里面——我想写历史小说。”赵冬梅说，自己这一代1965到1975年生人，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青少年的一代，许多都怀有一个文学梦，“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攀比’的东西，就是读小说，每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除了当代文学作品，赵冬梅从小就读许多历史小说，尤其喜欢高阳、金庸，甚至对半文言的明清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都如数家珍。

“如果我的文学梦特别坚定的话，可能在历史系会碰得鼻青脸肿吧。”赵冬梅笑说，幸亏自己是个好学生，也是个听话温和的人，慢慢适应了，也逐渐明白了什么是历史学。

如今，学史三十多年，教书二十多年的积累，也让赵冬梅很负责任地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历史：“其实有很多大学不是学历史的历史爱好者去考历史系的研究生，可能会在特别专业的核心领域碰得很疼，导师也疼，学生也疼，有的时候拧两下就拧过来了，有时候就拧不过来。”

赵冬梅在考博士时，整个北京地区没有可带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她报考了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学家祝总斌先生的研究生。“祝先生很大度地收下了我，但他并不规定我一定要跟他研究魏晋，而是允许我做宋史，其实他压力是很大的，但直到我1998年博士论文答辩，我都不知道他压力很大。”赵冬梅说，当时北大历史系博士并不多，有一个博士就做一场答辩，答辩委员会七八位导师，全是专家，但她完全不紧张。赵冬梅记得，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现场追问了她七个问题，她很诚恳，有一说一，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她顺利通过了答辩并留校任教。直到后来某一天聊起这件事，祝总斌先生才告诉她，当时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数着，“我才意识到他当时有多紧张”。

在北大教中国古代史

做学问和教书有着很大不同。赵冬梅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内容全是关于宋史的，也就是说，她是一个专门研究宋史领域的学者，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写论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按照断代，以隋朝为界，分为上、下两段，隋朝以前是一位老师教，宋史方向的老师教后半段，即从隋朝到1840年的历史。赵冬梅在新作《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写到自己“论文一路写下来，始终在960年到1279年之间打转……我留校的时候，‘只有博士才能在大学教书’已经成为硬性规定，教书需要‘通人’，知识面应当宽，而‘博士’其实是小领域的专家。”赵冬梅看来，博士在成为专家的过程中受到过系统的学科体系的扎实训练，对学科的理解是超出一般人的，但在讲课的时候，必须把自己从专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网络曾流行过一种言论——当代难出“大家”。的确，赵冬梅所说的“通人”所指的通史人才，甚至通识人才，在如今越来越细分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似乎渐行渐远。但给北大学生们讲授中国古代史，又确实需要博览群书、博闻古今、中西贯通的人才。“这就好比我刚成为一个‘针鼻儿上的专家’，又忽然要面对整个世界。”赵冬梅从此开始“读书”，读各类书，这可能不会增加论文的产出，但可以大大增加讲课的自由度和自信心。

“刚毕业的博士讲课不太好是正常的，我以前以为讲课是靠天分的，只要口才好就行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讲课的经验增多，我发现要面对这些没有专业知识的孩子们讲课，其实有个学习和历练的过程，是一个跟学生不断对话的过程。”赵冬梅有时上课前跟学生开玩笑，大家“趁热”学啊，意思是她花了很多时间去备课，直到走上讲台前一刻还在备课。“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但我只有备了足够多，才敢站在那个讲台上。”

目前，赵冬梅开着几门课：给研究生的“唐宋官制史料研读”，给历史系本科生的“宋史专题”、“中国史学史”，和其他院系学生也可以来听的“社会生活史”，这对一名博士生导师来说是并不轻松的教学任务。在北大，“绩点”非常重要，学生们往往会打听哪个老师“手松”，课程“水”，能花少量的精力拿个高分数。但赵冬梅绝不算是这样的老师，她会给真正好的作业高分，但真的差，也不会手下留情。没错，北大也有考不及格的学生，有的补考也不合格，来找赵冬梅求情，赵冬梅就直接质问：我凭什么要给你降低标准？这样对用功的同学公平吗？你可以基础差，但一定要用功，因为我不愿意拿任何一门课开玩笑，也不想让学生随便“混”过去。赵冬梅起初还有点内疚，但很快她找到了与学生的默契，她会在第一节课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会‘吓唬’他们，老师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帮助，但你如果不用功，平时也不来上课，补考也不及格，就不要向我求情，我不会给你兜底的。我能为学生做的，就是不断质疑，提最严苛的问题。”

守住历史学的魂

北大历史系星光熠熠，传承更替，赵冬梅初入北大时，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等虽因年事过高而不再讲课，但仍在带博士生。邓先生们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如后来的“七八级”如邓小南、阎步克、荣新江等成为如今北大历史系执牛耳的一批学者（后来他们也都留在北大历史系教课，笔者在北大读书时，阎步克讲授的全校通选课“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曾多次成为北大学生们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有时阶梯教室的台阶上都坐满了人）。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北大历史系又陆续培养出的张帆、罗新等，及赵冬梅的同级同学何晋、牛可、李维等，都成为了当下历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赵冬梅的导师祝总斌先生今年91岁，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已经成为教授、博导，培养下一代史学人才。赵冬梅还记得，祝先生板书相当漂亮，吸引了许多隔壁中文系的学生旁听，就是为了看他的板书。赵冬梅略显伤感地说，先生一辈子买了很多书，本来是准备退休之后读的，但如今他身体状况不太好，眼睛也不太好，“他大概五年前就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也读不完这些书了，就开始为它们（这些书）寻找一处安顿”。祝先生想要把这些书奖励给他认为真正有心向学的，尤其是喜欢制度史的学生们。“我们现代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可能是能不能住上大房子，祝先生至今住的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校的房子，他自己也没有买房，祝先生工资不低，但他没买房子，所有收入都用来买书、买材料、做研究。但他真的是幸福的。”赵冬梅说。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北大学生，现在的老师，还是特别想跟我的学生说一句，如果真的要做学问，这是一场‘长跑’。”赵冬梅看来，今天的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直到上大学还是绷得紧紧的”，尽管今天与三十年前相比，不管是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是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其实都是更加优秀的，但是学生需要自己去判断什么是真正好的东西。

大学历史的学习方法也不同。“我其实进了北大以后，大一大二的成绩不太理想，因为高中历史学习更多靠记忆力，但大学不一样。”赵冬梅说，很多人对北大学生的印象就是成绩好、分数高，但大学学习其实面临的很大一个转变是，“你从前被管得那么紧，现在你就是自己的，不必跟着别人走。北大也有不及格的学生，也有延期毕业的，当然也有很多状元，什么是好学生，我觉得真正的‘好’，是把用功变成习惯。”成绩好可能并不是“好学生”最大的挑战，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并且有独立思考和优秀的鉴别能力，才是学习中更重要的素质。北大优秀的学生很多，但确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历史。赵冬梅告诉笔者，她就曾“劝退”过一些希望跟她读研究生的学生，“历史是个笨学科，很难‘忽悠’的，有些孩子不舍得下功夫，我跟他说，你要花时间读史料，他说他没有时间”，赵冬梅说，有些学生有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其他方面也很优秀，“但确实不是适合做历史的性格”。好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历史，仅仅是因为热爱历史。

北大历史系实力雄厚，但“历史”本身并不是今天的“热门”学科，相反，研究历史可能更像坐冷板凳。从赵冬梅进入北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北大历史系招收的学生人数并没有剧烈扩增。“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一定要‘守’的，是守住属于灵魂的东西，‘抱残守缺’。”赵冬梅说，“守”不是不创新，不是不开放，而是坚守住历史学本身最核心的东西：一切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是扎扎实实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是历史学的魂；“守”住了的人，一定有颗很硬的“核”，一定是能慢下来、愿意下笨功夫的。

历史学者是“砸场子”的

祝总斌先生的代表作《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给了赵冬梅关于“历史学是什么”的思考。祝先生通过观察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写出了数千年来中国古代皇帝和宰相是如何相互合作进行统治的。赵冬梅看来，冲突对立的历史观影响很大，我们在观察一对关系的时候，往往容易看到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相互依存、利益与共的一面。祝先生提供了一种更加温和理性也更符合真实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掉转，对我来说，比具体知识更重要”。

赵冬梅第一次听到这些观点，是在北大“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课堂上，她“当时一下被打蒙了”，因为“这跟我们以前学的都不一样啊”！但她仔细一想，或许这才是事情应该有的真实面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死磕史料，挖掘细节，才能见得真实。这是祝先生教我的历史学解题思路。”赵冬梅在新作《法度与人心》中这样写道。

历史需要严谨，但历史学者是充满个性的，赵冬梅便是位个性十足的学者，她的很多观点都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在我们的交谈中，她毫不回避一些与大众认知存在差异的观点，在她看来，如果发现一些证据与前辈专家学者研究结论相左，第一反应不应是畏惧，而是兴奋。对于赵冬梅来说，发现问题，产生疑惑，查看此前有没有此类研究，如果没有，“那么这就是我们研究开始的地方”。

赵冬梅在《法度与人心》最后推荐了一些历史作品，其中有一本是学者杨讷先生的《丘处机“一言止杀”考》，她认为杨先生做了“我一直以来在做，却没做得那么好的工作”，就是“掰谎”。她看来，在以往的小说、影视、戏曲等文艺作品中，存在着不少对历史的错误叙述或以讹传讹的民间故事，这些“民间记忆”往往比严肃的历史更有市场，流传更广。但是一细究，其中不少逻辑混乱、不符合史实，而“历史学者走出象牙塔，与莽莽红尘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掰谎’”。

赵冬梅看来，历史要区分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有些人对历史完全不了解，或者只有模糊的了解，这种判断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要评判不了解的东西，历史是教人思考的，不是教人死记硬背的，真正想学历史的人，要在观念上先打开这些毛孔，不要再去想有人能给你一个标准答案，不要再去固守教条。“首先你要打开，准备接纳，我们一起思考，其次，现在的主流学者的一些观点和你以前印象中的那些历史可能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你一直被教的东西可能是错的。第三你要思考它是根据什么史料论述，推导的过程是否立得住。”赵冬梅说，这就是历史学的思考方法。

赵冬梅看来，说谎必有缘由，有时是因为利益，有时是因为粉饰，有时是后世故事增补润色，历史学者的“掰谎”就是要用严肃的文本分析告诉读者谎言是如何形成以及真相究竟是什么。“严肃的历史学者常常是砸场子的”，赵冬梅说，如果读者不同意学者的结论，可以也从史料考辨入手，与历史学家们一较高下。

“非典型”司马光背后

赵冬梅有时是位“非典型”的历史学者——一本书写七八年，一篇论文在电脑里放两三年。“可以比较自豪地说，我到今天为止，没有写过不合自己心意的文字”。赵冬梅近日出版的几部作品《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包括她此前的作品《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等都不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她早期的作品《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写法各不相同，却精彩纷呈。

《大宋之变，1063-1086》就是一本“掰谎”的作品，这本书从宋英宗即位开始，讲到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再到哲宗初司马光含恨离世，北宋中期名臣一一登台亮相，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欧阳修、韩琦、文彦博、范镇……赵冬梅表面上讲述的是士大夫辉煌的时代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群像，实际上写出了宋代是如何由君臣共治、百年太平陷入了恶性分裂、衰亡败落，皇帝与大臣是如何集体迷失方向，言论自由如何破坏殆尽，祖宗之法如何分崩离析——宋朝是如何从一个丰富的、具有活力的时代一步一步变为承受了诸多屈辱的时代，这段历史，很可能和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这本书连同此前讲述仁宗朝的《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一起，刻画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司马光形象。赵冬梅看来，后世对司马光的评价两极分化，大众对他的认知比较简单——小时候“砸缸”，老了反对王安石变法，中间写了部《资治通鉴》。但真实的司马光无疑是更复杂也更具人格魅力的，赵冬梅笔下的司马光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化互相纠缠，成为了一个在大多数时候拼尽全力却无能为力的失败的英雄。书出版后有人反对，认为赵冬梅“太偏袒司马光了”，对此她报以苦笑。赵冬梅在《大宋之变，1063-1086》中写道，历史事件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人尽皆知，实际上人们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甚至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特定结尾，中间过程“各方势力”如何选择，彼此如何互动，我们所知甚少，而现代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揭露细节，通过细节展现过程，因为唯有进入细节，才能“看见”。在作为证据的各方史料中，其实也不尽真实，不能随意相信，因为前人“字面上记录的”和“实际所发生的”甚至可能南辕北辙。赵冬梅举了个例子，苏轼、苏辙曾为司马光和王安石写过一些文字，但这些文字的“建构”背后都一定程度偏离了真实，有创作者的私心，但为什么有私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是赵冬梅在书中想要讲明白的。在发现各种互相矛盾的材料时，正是历史学家“掰谎”的好时机——只有勘破文字的谎言，排除书写的偏见，才能接近真实。

历史写作难在哪？

什么是好的历史作品？赵冬梅同意另一位历史学者杨奎松的观点：一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二是对历史的复杂性及各个方面要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三是要能够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赵冬梅说：“我始终相信，一本好书，应该启发而不是终结思考”，因为“肯读历史的人，肯把时间交给历史阅读的人，一定是极有思考力和聪明的人，他会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偶然，赵冬梅看来，我们有时候难免感慨“偶然”对历史发展的塑造力。比如在《大宋之变，1063-1086》中赵冬梅写到一个大众不太熟悉的人物张方平，他也是位理财专家，是宋神宗最初选定的改革人选，而偏巧他在最接近权力之时父亲去世，他只能回家守孝，神宗也只得另寻人才，这才注意到王安石。赵冬梅不禁写道：倘若张方平的父亲不是那么长寿，或是不是偏偏在他儿子被任命为副宰相之后离世，那么王安石还会得到神宗的重用吗？然而研究制度史的赵冬梅显然不会只注意到“偶然”，写历史更见功力的，是写出“偶然”背后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这便是制度与文化。北宋政治的如何从宽容走向专制的，这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们故事背后更重要的事。

赵冬梅写历史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共情能力很强，也很擅长还原历史场景，让读者身临其境，投入感情，这种“通俗历史的写作能力”可遇不可求。赵冬梅看来，“很多史料本身既不缺乏场面，也不缺乏情感，各种小心思都有”，历史本来是很好看的。

赵冬梅的许多观点与大众对历史的认知并不相同，而在互联网时代，似乎无法忍住不看读者的评论。赵冬梅会看，她还很平静地刷，念出来，比如：“这人谁啊，什么北大教授”，然后有点无奈地说：“我已经被‘喷’了N多次了。”对于网络上的言论攻击，赵冬梅很仔细地解释：“我不需要你完全接受我的观点，但是我这么掰开揉碎地去论证一件事，你要是反驳，起码要看我看过的材料，指出其中有没有用错，还要再找新材料论证你的观点，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立刻就骂，对吗？”

对于面向大众讲课，在赵冬梅看来，“比给北大学生讲课难得多”，因为“大众的问题是最难回答的”。她看来，这既要守住历史学者的底线和专业水平，给公众真正靠谱的知识，又要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传播知识。不过赵冬梅已经是自信和成熟的学者，她在谈到曾经影响很大的历史作品《万历十五年》时这样说：“它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史学界还无法贡献出如此细节丰富、思想自由的作品……作为《万历十五年》的一名粉丝、黄仁宇的后辈历史学者，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历史学界已经可以为大家提供比《万历十五年》更丰富的知识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