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北京一处会见场所,王鲁云带着女儿黄慧珍,终于见到了分别十七年的父亲王耀武。女儿已经从十二岁的孩子,变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王耀武也从叱咤战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变成了一名身穿人民装的文史工作人员。
王鲁云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并不轻松。她们一家在香港生活多年,一直谨慎度日,父亲早年曾叮嘱家人不要透露来历。接到《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电话时,她既意外,又有些忐忑。能够被准确找到,显然经过了周密安排。
走进会见处,她先看到了父亲,也见到了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等人。那些曾经手握兵权的将领,此时衣着朴素,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改变。王鲁云从友谊商店买来烟、肥皂、牙膏、牙刷、花生米和糖果,分送给几位老人。
物品并不贵重,却让几位昔日将领十分高兴。身份已经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旧日情谊,却没有因此消失。王鲁云后来感慨,眼前这些人曾经是将军、司令,如今接过她带来的小礼物,神情竟像普通老人一样满足。
父女相认的那一刻,王鲁云只喊了一声:“爹爹。”
王耀武用熟悉的山东口音答应。她强忍许久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王耀武没有急着谈自己的处境,而是连声询问:“你母亲好吗?哥哥好吗?”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把多年未见的牵挂全都带了出来。
王耀武出生于1905年,早年家境衰落,曾到天津做工,后来又在上海糖果厂当店员。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便明白钱粮和人心的重要性。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他从基层军官做起,凭作战能力逐步升迁。
1932年,王耀武在宜黄坚守二十四天,由此受到重用。1934年,他率部参加对红十军团的作战,战后所部扩编为第五十一师。抗战时期,第五十一师与第五十八师合编为第七十四军,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的主力之一。
他的用兵并非只靠勇猛。王耀武重视军饷,设法保证部队按时领饷,还曾借助实业收入补贴官兵。军队能否作战,武器固然重要,粮饷是否稳定同样关键。粟裕曾评价国民党军将领,认为杜聿明和王耀武的指挥能力较为突出,陈毅也说过不要小看王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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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王耀武的人生声望达到高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他作为长衡地区受降军事主管,接受日军第20军中将坂西一良投降。可是,战场上的声名并没有改变他对内战的复杂态度。
1946年,王耀武奉命赴山东任职。他原本不愿前往,甚至一度以病休养。临行前,他希望带走自己熟悉的第七十四军和第一百军,却没有得到允许,只能率第七十三军等部队赴任。山东战事日趋激烈,能够真正调动的嫡系力量越来越少。
1948年9月济南战役爆发时,王耀武已难以改变败局。9月24日,济南解放,王耀武被俘。早在此之前,他便把妻子郑宜兰和孩子们迁往青岛、上海,并叮嘱郑宜兰:“如果我有不测,你们可以去香港,不要去台湾。”
这句话,后来成为家人渡过难关的重要安排。郑宜兰身边带着九个孩子,其中还有亲属家的孩子。后方经济混乱,出行十分困难,一名曾受王耀武照顾的副官出面相助,帮助他们乘军用飞机抵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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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在回忆文字中,曾把郑宜兰离开王家的原因说成她与王耀武副官私奔,并带走了财物。这种说法流传很广,却与王鲁云的回忆明显不符。王鲁云曾向记者说明,父母后来确实办理了离婚,但提出离婚的是郑宜兰,目的在于让王耀武能够在北京找人照料生活。
王鲁云还特别否认母亲背叛父亲的说法。郑宜兰此后没有再婚,长期与子女生活在海外。1981年1月11日,她病逝于哥斯达黎加,终年73岁。这个结局,也使那段婚姻留下了更多难以说清的遗憾。
1959年以后,香港的家人才逐渐能够给王耀武写信。1965年北京相见时,王耀武已经六十岁。多年分离、人生转折和家庭变故,都没有冲淡他对妻子儿女的惦念。女儿眼中的父亲,并不是传闻里那个因妻子离去而突然垮掉的人,而是一个经历战争、被俘和改造后,仍惦记家中亲人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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