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观察丨刘欢和杨汉文，这两位先后去世的“副教授”

9月25日，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无数人缅怀之际，也有网友惋惜：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32年的他，退休时的职称竟然还是副教授——以他的成就怎么就评不上教授。

▲刘欢

两天后的9月27日凌晨，华中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退休副教授杨汉文与世长辞，从教30余年，享年62岁。他生前为媒体关注，恰恰也是因为职称：从教36年，30年未申报职称，2019年因肺癌住院被媒体报道时仍是讲师。

斯人已逝，他们本人都已无法回应是否在意这件事。但两起相继而来的讣告，再次引来一场老调重弹的讨论。

▲杨汉文。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一个“副教授”引发的争议

先把刘欢的事捋清楚。他1991年7月入职贸大，在艺术教研室担任教师、副教授，主讲《西方音乐史》，2023年9月退休，从教32年。讣告里，他的排位是“我校退休教师”，然后才是“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

他的课堂有多受欢迎？300个名额，报名超过700人，学校只能电脑抽签，教务处老师在门口查票——这是一门需要“持票入场”的大学课程。他上课从不用课件，一支粉笔一节课，作品、年代、人名全凭口述，讲到关键处还会开口示范，教室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学生助教提议建个网站方便同学听曲目，一周后，刘欢递给他一个1T的硬盘——里面是他购买收藏的全部古典曲目，按时期、按作曲家整理妥当。前校长陈准民回忆：刘欢做自我介绍，总会先说自己是贸大的老师，而不是歌手；演出邀约撞上课时，基本一概推掉。

▲刘欢

杨汉文则是一面镜子。他主讲《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力学核心课程，上课从不念PPT，板书写满黑板，时常给学生“开小灶”。他生前说过：“一个老师最有成就感的事是看着自己的学生有成就，这种成就感不同于职称。”就是这样两位老师，一个到退休还是副教授，一个36年教龄长期停在讲师。争议随之而来，观点大致分两派：一派认为，这是职称评价机制的缺憾——讲台上的实绩再硬，在“论文、课题、专著”的赋分表前都是“不打秤的附加项”；另一派则认为，这个追问本身就问偏了——高校评教授看论文课题，这套标准根本套不到刘欢身上，他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早已不需要一个教授头衔来证明。

职称评审这把尺子

要判断谁有理，得先看看职称评审这把尺子是怎么造的。

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长期实行量化赋分制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审机制：核心期刊论文、省部级课题、学术专著、项目经费是硬通货，各项乘以权重、累加排名。一位在岗大学教师撰文披露：教学相关的赋分有上限，科研经费和横向课题却上不封顶；教学比赛日渐表演化，热衷打磨“翻转课堂”的教师反而频繁调停课。更微妙的是“评聘分离”——评上职称只是取得身份，聘任之后才能兑现待遇，有的学校一年评了十几个副高，聘任名额只有一个。

类似刘欢、杨汉文的争论，这些年并不鲜见。国家其实早已提出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五唯”，要求分类评价、以实际贡献论高低，但落到不少高校，依然是一把尺子量所有人。

就不能破个例吗？

这样的“副教授”，就不能破个例吗？

先看贡献。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曲《我和你》唱给全世界——在国家级、世界级重大文化项目中献歌，这样的成就算不算重大贡献？按现行评价体系的逻辑，这恐怕连“社会服务”一栏的几分都折算不出来。

再看实绩。刘欢32年从教，一门课让七百人争抢、持票入场；杨汉文30余年从教，板书写满黑板。这样两位老师，非要在核心期刊写一篇论文、出版一部专著，才配评教授吗？课堂就是他们的论文，学生的口碑就是他们的专著。

▲刘欢

还有身份的错位。学校当年选用刘欢这样一位歌手做老师，看中的本就是他的艺术造诣和业界声望；他敬业地站了32年讲台，兑现了这份期待。既然可以不拘一格地“用”，为什么不能不拘一格地“评”？所谓“名气大小不能作为职称评定依据”，用在刘欢身上，未免机械教条——问题不在于名气能否当饭吃，而在于一个把奥运舞台和三尺讲台同时站好的人，评价体系竟然找不到一个格子安放他。

其实，破例的通道并非不存在——杨汉文自己就是证明。2019年他因病住院、事迹传开后，同事帮他完成了职称申报，当年10月即获评副教授。制度评得了他，只是这一步，等了30年，还伴着一场重病、一轮舆论关注才被触发。

▲课堂上的杨汉文。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刘欢可能真的志不在此。但当公众普遍为这件事感到不平，争议本身就是一种表态：人们希望看到，一个体系既能容纳埋头写论文的学者，也能善待一支粉笔讲32年课的老师。刘欢不需要教授头衔来证明自己，但一所大学、一套评价体系，可能需要“给这样的人破例”这件事，来证明自己。

作者：张玲梅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