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贪官，弃贪官”：真的是苏绰的帝王术吗？

网上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说在北周的时候，宇文泰向大臣苏绰请教，该怎么治理国家。

苏绰只回了两个字，用官。宇文泰接着追问，应当怎样任用官员。

苏绰的回答完全出人意料——“用贪官，弃贪官。”后面还有一长段解说，把这套逻辑讲得头头是道。

之所以要用贪官，是因为贪官有把柄捏在君主手里，对朝廷会更为顺从。

而为什么又要反贪，可以借着反腐除掉不听话的臣子，同时安抚老百姓的怨气。

等到贪官搜刮得过分了，直接抄家治罪，老百姓的怒气得以平息，国库还能趁机捞一笔钱财。

这套说法，后来被网上叫做“苏绰定律”，很多人把它当成古代帝王秘而不宣的驭下心得。

猛一看，好像把皇权之下的人情世故说得透透的，可如果直接把这些话当成苏绰本人的观点，那就需要多打一个问号。

宇文泰和苏绰彻夜探讨治国，这件事本身并不是编出来的。

苏绰是西魏北周十分关键的政治家，宇文泰执掌西魏大权之后，对他极为倚重。

《周书·苏绰传》里写得很清楚，有一回两人一同游览昆明池，聊起历朝历代的兴衰得失，宇文泰顺势向苏绰征询治国方略。

苏绰跟他谈起帝王治世的根本，也讲到申不害、韩非那一套法家要义，君臣二人一直交谈到天亮。这场彻夜长谈，史料白纸黑字记录在案。

后人大概就是抓住了这个真实的历史场景，把一套后世总结出来的权术说辞，安到了这次对话当中。

但只要翻看《周书》、《北史》当中的苏绰传记就能发现，正史当中根本找不到“用贪官，弃贪官”这几句话。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历史上真正的君臣会谈，可流传出来的核心言论，却是后人附会上去的。

如果再去读一读苏绰留下的政治主张，更能看出，这套网传权术跟他本人的想法几乎是反着来的。

宇文泰当年采纳苏绰的建议，颁布了著名的“六条诏书”，作为整个朝堂的施政准则。

开篇第一条就是“先治心”，在苏绰看来做官第一件事是管好自己的内心。

身居官位应当勤俭自持，守住廉洁不能一门心思追逐财富享乐，他留下一句表述“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

这哪里是教君主怎么利用贪官，分明是在要求上至君主下至官吏，自身先要守住清廉的底线。

第四条“擢贤良”，专门讲官员选拔。苏绰并不主张只看出身门第，也不是单纯看重办事能力，品行是一道硬门槛。品行端正的人予以提拔，品行败坏的人直接摒退。

倘若苏绰真的相信“清官不可用，必须倚仗贪官”，那这套选人标准就完全说不通了。

还有一处很能说明问题，史书记载，苏绰本人“性俭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身居朝廷核心位置，却不置办家业，家中没有多余积蓄。

这样一个一辈子躬身践行简朴清廉的人，很难想象会琢磨出一套刻意豢养贪官的统治思路。

那么，这段广为流传的问答到底源自哪里？

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考证最初的出处。从行文语气上判断，并不像是南北朝时期的古文，更像是近现代后人，根据历代政治现象加工出来的一则故事。

整套故事的逻辑实在太过圆满，先用贪官拿住把柄，实现控制。再拿反腐当工具，清除异己，收拢民心。等到贪官做大，直接诛杀，既平息民愤，还能把家产没收到国库。

一步一步，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闭环。读起来十分顺畅，看上去句句在理，可真实的历史对话，很少会把一套政治算计，梳理得如此工整周密。

古代史官记录下的君臣交谈，大多只记下核心大意，很难出现这种条理分明、像教科书一般的成套论述。

看到这样过于“完美”的段子，本就该多一份疑问，原始史料究竟在哪？，

当然，这个段子能够传播几十年，也并非毫无缘由，它捕捉到了传统政治当中一组真实的矛盾。

皇权需要依靠官僚体系去管理广袤国土，可又时时刻刻要提防官僚势力坐大。官吏手握地方实权，很容易抱团形成利益集团，可朝廷又离不开这批人处理日常政务。

千百年来，监察、考核、巡按、弹劾，种种制度的设立，或多或少都是为了平衡这层关系。也就是说，故事所描摹的那一类政治现象，历史上确实零星存在过。

可现象真实，不等于这套总结出来的话术，就是古人的原话。这也是我们读野史段子的时候，需要留心区分的地方。也不必把苏绰简单归类成只讲仁义道德的迂腐儒生。

史书明确写了，他和宇文泰论道之时，“兼述申韩之要”，申不害、韩非，代表的就是法家思想。

苏绰当然懂权术，明白制度制衡的道理。他主持修订户籍、赋税、官制，完成西魏一系列关键改革，实实在在重塑了国家的运行框架。

只不过，他选择的路径不是靠耍阴招去驾驭臣子，而是依靠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把权力框定起来。

网上那个版本，把他塑造成了深谙厚黑的心计大师，而真实的苏绰身处南北朝乱世更迭的年代，思考的是如何靠制度重建社会秩序，二者之间相去甚远。在中国的民间传播当中，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

一段精彩的观点，找不到确切源头，就会找一位名气足够大的古人作为作者。

一套关于世道人心的感悟，凭空安排一段古代对话作为背景，传得久了很少有人再去追问出处。

“有人这么想”，慢慢就变成了“某某古人就是这么说的”，最后甚至直接被冠以“某某定律”的名号。

“苏绰定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完全可以拿这套说法当作一个切入点，去探讨权力的制衡，探讨官员利益与监督之间的关系。

但研读历史，总要把两件事分开，哪些是苏绰真正说过、真正践行过的主张，哪些只是后世之人借着他的名头，抒发自己对世道的理解。二者都具备讨论的价值，但不能混为一谈。

说到底，所谓“用贪官，弃贪官”，不妨把它看作一则后世创作的历史寓言。它未必出自苏绰之口，却折射出后世普通人对于古代权力游戏的“理解”。

很多时候，后人愿意相信一位古人讲过什么样的话，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