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秋，山西忻口前线，卫立煌面对的不是一场可以轻易取胜的战斗。日军装备占优，炮火猛烈，国民党军队却被要求守住太原北面的门户。卫立煌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把部队压上阵地，硬生生与日军鏖战二十多天。
忻口会战的代价极其沉重。中国军队伤亡近十万人，日军也付出了不小代价。八路军在侧翼展开游击，袭击交通线，并在阳明堡机场夜袭日军飞机场，牵制了日军的进攻节奏。卫立煌由此看见，抗战不能只靠正面硬拼，正规军与敌后力量必须相互配合。
有意思的是，卫立煌与八路军的接触，并非停留在战场上的礼节往来。1938年，他在转战途中经过延安，受到中共方面接待。毛泽东曾与他会面，双方谈及抗战形势、军队协同和根据地建设。那段经历，对卫立煌后来处理国共关系产生了影响。
返回第一战区后，他曾向八路军提供弹药和军需物资。具体数量在不同材料中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支援，在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相当少见。国共摩擦加剧时，他也没有积极推动军事冲突，而是尽量维持双方防区的稳定。
这也是“七路半将军”这一称呼出现的背景。它不是正式职务，更像是对卫立煌立场的一种讥讽：名义上属于国民党军队，实际对八路军抱有一定信任，处理问题时也不愿把枪口轻易转向同胞。
真正让他赢得声望的，是滇西反攻。1943年10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当时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西南的物资运输受到严重影响。远征军从滇西发起进攻，经过松山、腾冲、龙陵等地苦战，逐步向缅北推进。
松山战役尤其惨烈。日军依靠坚固工事顽抗，中国军队只能反复争夺山头和坑道。1944年9月，守军据点被攻克，远征军付出巨大伤亡。战斗过程说明，卫立煌并不是只会保存实力的将领，面对外敌时，他同样能够采取强硬而坚决的作战方式。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却逐渐失去核心兵权。蒋介石安排他赴欧美考察，表面上是战后军事交流，实际上也有调离指挥岗位的意味。卫立煌不是黄埔嫡系，又与八路军保持过接触，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始终有限。
东北战局恶化后，国民党方面再次启用卫立煌。1948年初，他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到任后，他发现东北国民党军队虽然号称五十多万人，却被分散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地，彼此距离遥远，补给线又不断遭到威胁，所谓重兵优势很难转化为有效战斗力。
辽沈战役开始后，解放军迅速包围锦州。蒋介石多次要求沈阳方面出兵解围，卫立煌却认为贸然南下会使沈阳主力陷入更大危险。据有关回忆，面对催战要求，他曾表示：“沈阳只能自保，眼下没有可以派出的兵力。”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他的判断。
蒋介石后来绕开卫立煌，直接向廖耀湘下达行动命令。卫立煌虽然没有公开撕破脸，却对部队调动、弹药补给保持谨慎态度。他还劝葫芦岛方面不要继续强攻，避免造成无谓伤亡。有人认为这是消极抗命，也有人认为，他是在用有限手段阻止一场注定失败的内战行动。
辽沈战役失利后，卫立煌被蒋介石斥责为“贻误戎机”。1948年11月起，他在南京受到限制，直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政治环境稍有变化，才辗转前往香港。1955年，卫立煌回到大陆。毛泽东评价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句话也解释了他一生最矛盾的地方：抗日战场上，他是敢于拼命的将领；内战关头，他却不愿把全部军事才能用于消灭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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