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春，北京前门一带，春雨来得又急又密。刘其昌躲进街边门洞时，意外认出了一个人：昔日上级程斌。多年不见，程斌身穿干部服，谈起近况时语气平静，只说自己在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任职。
刘其昌没有想到，这个曾经带着抗联部队投降日伪、给杨靖宇部队造成严重危害的人，竟然已经混进了人民军队的干部队伍。
程斌出生于吉林伊通，早年在钟表店当学徒。东北局势恶化后，他参加反日义勇军，凭借熟悉地形、敢于作战，逐步担任重要职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后，他成为第一师政治部负责人，后来接任师长。
那时的南满山区，抗联部队面对的并不只是正面战斗。日军不断封锁交通，破坏群众关系，切断粮食和药品来源，部队常常几天吃不上热饭。程斌熟悉杨靖宇的部署，也深得一些官兵信任，因此成为日军重点争取和监视的对象。
日军特务机构“长岛工作班”很快抓住了他的软肋。程斌的母亲和兄长被捕后，日军把他们的照片印成传单，投向抗联活动区域，企图以亲情瓦解他的意志。
这场逼迫并非一日形成。部队缺粮，转移困难，敌人围堵日紧，程斌逐渐产生动摇。一次休整期间，他试探两名政委，询问是否可以带队投降。两人当即反对，双方争执后，程斌开枪，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负伤逃走。
枪声传开后，他却对部下说，两名政委企图叛变。官兵心中疑惑，却没有立即识破。当天夜里，一名连长携枪离队，把程斌可能投敌的消息报告给了日军。
日军随即安排程斌的兄长前去劝降。兄长找到他时，程斌正在召集干部开会，甚至拔枪威胁众人。争执中，兄长只问了一句：“干革命，还要不要母亲？”程斌沉默许久，坐在地上痛哭。
这句话击中了他的软肋，也暴露了他的选择。程斌决定下山投降，先带师部、机枪班和保安连等一部分人员行动，山上其余官兵则等待消息。可日军早已包围驻地，程斌见状，命令部下放下武器。
包括刘其昌在内，抗联第一军第一师一百余人被迫随之投降，另有三十多名战士不愿屈从，携带武器离开。一个熟悉抗联组织、兵力和联络方式的师长倒向敌人，后果极其严重。
程斌随后充当日伪军向导，参加搜剿行动。他提供的情报，使杨靖宇多年经营的根据地不断遭到破坏。杨靖宇只能率部转移，活动范围逐渐被压缩，身边的战士也越来越少。
1940年2月，杨靖宇在蒙江县一带陷入重围。突围后，他身边仅剩少数人员。为避免目标过大，他让战友分散撤离，自己留在山林中牵制敌军。长时间缺粮后，他只能靠草根、树皮和棉絮充饥，仍坚持作战。
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三道崴子附近与日伪军交战，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五岁。日军将遗体运下山后，曾让程斌辨认。随后，他们割下杨靖宇的头颅，并对遗体进行解剖，发现胃中几乎没有粮食，只有难以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
有意思的是，程斌投降后并未得到真正尊重。日军让他参加所谓“讨伐座谈会”，还故意当众讥讽：“程君最了解杨司令。”这个曾经的抗联师长低头称杨靖宇为“杨匪”，换来的却是一阵冷笑。对日军而言，他只是熟悉抗联情况的工具。
日本投降前后，程斌又迅速改换门庭。他曾带人杀死部分日军，以此向新的势力表明立场，随后率部投靠国民党军，担任纵队副总司令。遵化战事中，他率部抵抗解放军达数月，造成解放军伤亡。
此后，程斌继续随国民党军活动，担任上校副师长、高级参谋等职。面对调查，他还曾借助他人作伪证，掩盖过往罪行。沈阳解放前后，他带家人潜入北平，刻意隐瞒经历，伪装成进步人士，混入人民政权和军队系统。
1951年，刘其昌在审查中被捕。为了交代自己的问题，他主动揭发程斌，说明了当年投敌、搜剿抗联以及后来潜逃的经过。公安机关据此展开调查，程斌的身份很快被查实。
被捕后，程斌对主要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宣判当日在承德执行。雨中的一次偶遇，终于撕开了他隐藏十三年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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