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1月，北京，中顾委驻京外委员华南组第一次会议。会上，许世友突然提起南京军区那段往事，话说得很重，矛头直指当年的几位副司令员。王必成听完，当即起身离开。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事情的关键，不在私人恩怨，而在1967年南京军区所处的危险局面。当时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南京军区机关和部队也被卷入其中，许世友的住所甚至遭到冲击。面对混乱，他选择暂离南京，前往大别山一处军区农场“养病”，并带走了一批信任的干部。
司令员离开后，军区不能停摆。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等副职，只能留在南京维持局面。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工作分歧，而是各方压力同时逼近：既要防止事态扩大，又要保证部队不失控，还必须等待上级明确指示。
许世友在大别山提出，必要时应当采取强硬手段，甚至可以开枪。王必成等人经过请示，得到的意见是军队不能轻易调动，枪也不能随便开。几个人没有执行许世友的要求，在许世友看来，这就成了关键时刻的退让。
有意思的是，王必成等人并非没有抵抗。他们为了让局面暂时平稳，曾在一份涉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意见材料上签字。这个动作，在当时或许是为了减少冲突，却被许世友理解为向对立力量妥协，甚至可能是在配合排斥自己。
许世友性格刚烈，最看重的是军令和担当。他无法接受司令员离开后，副手没有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尤其在他看来，南京军区已经到了“有人要夺权、有人却不抵制”的地步。因此，张才千、王必成等人很快从老部下变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但这几名副司令员也有自己的难处。许世友身份特殊，离开南京后仍有上级支持；他们却必须留在原地，直接承受冲击。贸然动用武力，可能造成更大后果；完全按照许世友的意见办，又可能使军区陷入无法收拾的局面。这个选择，本身就没有轻松的答案。
1968年以后，局势逐步调整，许世友重新主持南京军区工作。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等人的处境随即变得尴尬，许世友曾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他们。后来，中央考虑到几人的实际处境，将他们调离南京，暂时安置，直到1969年末才重新作出安排。
张才千受到的影响方式不同。他没有在那份材料上签字，但许世友认为，张才千身为副司令员，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作用。1971年张才千调往总参谋部时，许世友设宴送行。张才千想借机谈谈，许世友却只说：“你喝多了，先休息吧。”一句话，足见两人之间仍有隔阂。
三个人中，许世友对王必成的意见最深。两人都是湖北麻城乘马岗人，关系也最早。黄麻起义时，王必成便在许世友带领的赤卫队中。后来，他们共同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中并肩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又分别担任华东野战军纵队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再次在南京军区共事。王必成担任副职期间，“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受到重视，与许世友的支持有直接关系。也正因交情太深，许世友才格外在意王必成没有执行自己的意见。他曾对人说：“别人这样做，我还可以理解，他不该这样。”
关系并没有很快缓和。1982年春节前后，王必成到南京休养，住处离许世友家不远，便主动登门。两人谈起早年参加赤卫队的经历，王必成感慨道：“当年一百多人，如今只剩下我们两个了。”许世友没有再争辩，两双手握在一起，但心结并未彻底消失。
转折出现在1984年。华南组会议上，许世友再次批评南京军区几位老同志没有承认错误。王必成当场离席。聂凤智了解内情，随即劝许世友：当年的问题，军区党委已经作出结论，几人也已得到平反，不能再把个人判断置于组织结论之上。
许世友听进去了，表示以后不再提。聂凤智又向王必成转达歉意，王必成也没有继续计较。同年6月，两人再次同席。王必成把当年的经过讲清楚，说明没有开枪是依据上级意见，并希望老同志之间多讲团结的话。
会场一度很安静。许世友站起身，说：“王必成同志，你说得很好。”随后，他走过去握住王必成的手。持续十多年的误解，终于在这次公开而直接的交谈中，真正有了句号。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