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初，北京，钱学森与彭德怀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方式。那时，钱学森刚回国不久，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面对的却不是一份普通的技术计划，而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长期难题。
彭德怀开门见山地问：“能不能先搞一种短程导弹，射程大约五百公里？”
钱学森没有立即给出轻松的答复。他解释说，导弹研制需要成体系的科研队伍、试验设备、制造工厂，还离不开冶金、机械、电子等部门配合。美国用了多年时间，中国起步晚、基础弱，但并非没有可能。
这段对话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彭德怀关心一枚导弹，而是因为他已经清楚认识到，现代战争的胜负，越来越取决于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朝鲜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使这种认识格外具体，也格外沉重。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彭德怀在战场上看到，美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炮兵火力和通信保障，而志愿军在不少时候只能依靠步兵的勇敢与牺牲去弥补装备差距。战士能够突破阵地，却很难长期摆脱敌机侦察和远程火力的威胁。
这不是抽象的判断。
它是炮火下的现实。
彭德怀后来之所以对导弹事业格外急迫，与这段经历有直接关系。钱学森晚年谈到这件事时，曾明确说过，彭德怀是较早支持他开展导弹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而这种急迫感，很可能就来自朝鲜战场上对武器差距的切身体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尖端武器并不具备现成条件。科研人员少，工业基础薄弱，许多关键设备无法制造，连相关专业人才都需要重新组织。钱学森回国后，向有关部门说明，导弹研制不是单独一个研究所能够完成的工程，必须集中全国力量，建立完整的协作体系。
彭德怀对此看得很明白。1956年，中央开始部署国防尖端技术工作，聂荣臻负责组织相关力量，钱学森参与总体规划。军队不仅要提供人员和场地，还要承担靶场、试验基地以及后勤保障等任务。国防工业由此不再只是军工部门的局部工作，而成为国家战略工程。
有意思的是，当时不少人对这条路并没有十足把握。苏联曾提供过一定帮助，但中国不能把国防安全寄托在别人的承诺上。1959年，苏联方面暂停提供有关原子弹的模型和资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只得更多依靠自身力量。
彭德怀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很坚决：有援助可以学习，没有援助也要自己干。这种表态并非逞强，而是来自战场教训。武器装备可以暂时落后，国防建设却不能永远等待。
导弹基地的建设也因此加快。经过勘察，内蒙古被选为重要试验区域。部队调动、场地施工、设备安装和技术保障同步展开，许多工作都在保密条件下进行。外部条件越困难，越要求组织者把每一个环节想得更周全。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技术援助中断，中国导弹事业遭遇严重困难。设备不够，资料不全，试验条件简陋，科研人员只能边学习、边设计、边改进。困难没有消失，项目却没有停止。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实现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些成果之间，并不是几次孤立的突破，而是从基础材料、科研组织到试验体系逐步积累的结果。彭德怀早期推动导弹工作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他把战场上的紧迫感，转化成了国家层面的建设任务。
遗憾的是，彭德怀没有看到这套体系完全成熟。1965年后，他的政治处境发生变化，后来又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在国防建设初期留下的推动和部署，仍然进入了中国尖端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
钱学森晚年提起这段往事时，没有把彭德怀的急切简单解释为性格使然。对一位亲自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将领来说，飞机、火炮和制空权带来的压力，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概念。那种“不能再这样下去”的判断，正是他支持导弹事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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