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大旭《码头上的异乡人》：我们希望陌生人是自己人｜文学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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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 欧大旭

译者: 陆大鹏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26-9

码头上的异乡人（节选）

一

我在曼谷坐出租车。我的同伴是个欧洲白人，说得一口流利的泰语。但每次他开口，司机都会转过头来，对着我回答。我摇摇头。Pom mai ben Thai. 我不是泰国人。不是泰国人。但司机依旧对着我讲泰语，完全无视我的朋友。我是这场诡异的三方对话的被动渠道。

我在尼泊尔博卡拉以西的山区。村里一位老师一口咬定我是古隆人。这是一个由牧羊人和军人组成的民族。我表示异议说，我是马来西亚人。你确定吗？也许你父亲就是廓尔喀兵，曾和马来亚共产党打仗。后来，我一周以来第一次照镜子：由于长时间在高海拔地区跋涉，我的脸颊晒得通红，眼睛在耀眼的光亮下眯成一条缝。在我自己眼里，我看起来像个外国人，或者说，像个本地人。说不定我真的是古隆人。

我登上一架从上海飞往香港的国泰航空航班。登机口的中国大陆空乘人员用普通话向我道别，但再往前走二十码，等候在飞机舱门口的香港空乘人员却用粤语向我问好（我注意到，大多数其他华人乘客并没有享受到这种双重待遇）。

这全是因为我的面孔。我的五官没有明显的种族属性，肤色多变，在日照不足的北方气候中肤色苍白，但到了热带，一两天就会迅速晒黑。我的面容与亚洲的文化景观融为一体：在印度以东，我的族裔身份的可塑性极强，可以随环境调整，适应周围的人群。有时，我怀疑自己是否在无意中助长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会通过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来融入环境。去年在东京的一个文学节期间，当有人在街上给我指路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恭恭敬敬地点头，但其实我根本听不懂对方说的话。我不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不是乐于被误认为当地人。与此同时，似乎没有人知道或关心我来自哪里，这让我十分沮丧。在有些国家，比如泰国，我可以把当地语言的一些基本句子串起来，我发现自己会模仿当地口音，这让当地人更加糊涂。但也让他们很开心。当我的身份终于被揭穿时，泰国人也会开心地回应。他们用食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我的脸和他们的脸是一样的。

和我一样。也许这与我们的面孔无关，而是因为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希望陌生人是自己人，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人。

二

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生活在马来西亚乡村腹地，居住在宽阔浑浊河流的两岸。他们分别住在将马来西亚一分为二的密林山脉的两侧。一位是店主，另一位是乡村教师。一位住在霹雳州[1]的巴力（Parit）小镇，离华都牙也[2]不远，而华都牙也离州府怡保市不远；另一位的生活更漂泊不定，从一连串偏远的丛林小镇——道北（Tumpat）、东马岸（Temangan）——搬到马来西亚偏僻的东北海岸吉兰丹州（Kelantan）中心地带的瓜拉吉赖（Kuala Krai）定居。一位是福建人，讲闽南语；另一位来自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它的位置几乎与越南海岸线的中点齐平，从海南岛坐船横渡南海到马来西亚只需几天时间。

（顺便讲一下：福建人、海南人；再加上广东、客家、潮州。这些都是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不同源头。请记住它们，它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很重要。）

20世纪2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分别乘船从华南来到马来半岛，途中险象环生。他们当时只有十几岁。为了逃离饿殍遍地、因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的中国，他们踏上了这段旅程。我猜，他们的家人大概不了解军阀割据时期中国的政治局面。他们可能知道清朝刚刚灭亡，皇帝没有了。但是，他们不会理解生活在千年帝制的废墟中意味着什么，不会理解蒋介石的国民党与方兴未艾的共产党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的复杂性。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生活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一个终结所有旧时代的时代。这仿佛一部小说的开端，而我们今天才刚刚接近这部小说的中篇。他们所处的时代，将引领中国走上百年后吸引全世界目光的道路，但他们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祖国成为世界工厂、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强大的美国。在即将成年的那几年里，他们只想摆脱一贫如洗的生活。

在那个时代，寻找救赎的道路几乎必然通往温暖、肥沃的土地，这些沃土分布在中国以南广袤的群岛上，中国皇帝曾经在那里建立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以新加坡港和马六甲港为枢纽、以附庸和纳贡为基础的古老联结。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中国人称之为南洋。

有时，当我来到纽约或上海（这些古老的海港城市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移民），我会想象我的祖辈抵达新加坡码头的情景。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它的景象和声音一定会让人感到莫名的温馨。这里的天气：炎热潮湿，和他们故乡漫长的夏天一模一样。这里不会有凉爽的季节，不会有能避开降雨与酷热的短暂间歇，但初来乍到的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这里的风景：常绿阔叶树和水道，临近大海。这也很像他们的故乡。这里的气味：潮湿的泥土和腐烂的植被；食物的气味，机遇的气味。但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感到可以在此处安居乐业。这里曾是英国殖民地，但也是一个自由贸易城市，当时如此，今天亦然。外国人很容易来到这里，很容易找到工作。他们会落地生根。自英国在新加坡建立殖民统治、殖民政府开发自然资源以来，八十年间，华人移民不断涌向新加坡。这里到处都是华人——其中有劳工、码头苦力、马来亚锡矿和种植园契约工人的后代，也有商贾、生意人、艺术家和作家。这里有中文报纸，有悬挂着用雅致繁体字绘制的中文招牌的华人商店，有华人学校，甚至还有一家华人创办的银行——华侨银行[3]。我的祖辈并不孤单，他们并不是华人移民的先驱。最早一批华人移民抵达新加坡，已经是好几代人以前的事情了。

在这里，我的祖辈会找到他们要找的那个乡亲。他们把那个人的姓名和地址记在一张纸上，这是他们最珍贵的财产。船上的其他人也都有一张类似的纸，上面写着某个亲戚的名字，或者是他们村里的某个乡亲，他在若干年以前离开了家乡，在南洋某个地方扎了根。但该去哪里，如何找到这些联系人呢？没有人了解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的地理；没有人知道哥打巴鲁[4]距离新加坡有多远，也没有人知道雅加达是否比槟城更靠近马六甲。曼谷在北边的某个地方，但到底有多远？他们站在码头边，盘算着下一站该去哪里。

异乡人，在码头彷徨。

我经常想起这一幕。例如，几年前，我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与一位年轻人交谈。他没有工作，求职无望。他想去新泽西，他在那里有个叔叔。他的计划是想办法去伦敦，然后“就……跳去”美国。还有上次我在雅加达遇到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他以为英国和荷兰离印尼只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也许在英国或荷兰找份工作会不错。我告诉他，飞机要飞 十四个小时。他不信。他吹了声口哨说，操，十四 个小时都能到格陵兰了。

我的祖辈。在码头彷徨的异乡人。

这些籍贯——福建、广东、潮州、海南——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至关重要。它们与身份无关——至少到此时还不是——而是与生存有关。他们的家乡和他们说的方言将确保他们不会在这片新土地上消亡。日后，籍贯将影响他们新生活的方向，很可能还会影响他们的子女，甚至孙辈的生活。因为他们现在要找的这个人一定是福建或广东老乡，这个老乡首先会为他们提供床铺和食物，然后会建立关系网，帮他们找到工作。即使他们不是这个老乡真正的血亲，老乡也会成为刚下船的新移民的亲人。在他们的余生，新移民不会忘记他们的收养家庭，不会忘记在最初的日子里领受到的恩情。叔叔、阿姨——这是他们对年长族人的尊称。在南洋，这一中国传统习俗被格外珍视并传承至今，以至于两代人之后，他们的孙子孙女都说不清楚，某人真的是叔叔或阿姨，还只是曾经收留过爷爷的陌生人。

很久以后，就像他们现在住的破房子一样，这些零散的大部族开始开枝散叶和迁移。家族间会发生纷争，人们会开始说“我们和她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之类的话。族人日渐疏离，子孙成家立业，远赴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他们已经不知该如何称呼长辈，分不清对不同辈分该用何种称呼；不会说家族的方言，甚至不知潮州菜为何物，自然更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厦门的位置。最可悲的是，他们甚至不会用中文读出自己的名字。他们从大学回来，见到一个年轻的叔叔——虽然不是真正的叔叔，但也是叔叔辈分的人，也许是在父母外出工作时照看年幼孩子的人——会很随意地跟他打招呼，说 “嘿，哥们儿”。他们可能会皈依基督教，甚至可能与穆斯林结婚。要提醒他们自己是福建人、客家人或别的什么身份，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他们会说，这些都不重要了。这当然无可厚非，毕竟如今他们生活在萨克拉门托、温哥华或墨尔本。直到某一天，他们遇见一个刚修完亚洲研究学位的白人学生，那小子在北京交换过一学年，开口便问：你们在家说什么方言？这个白人学生能用流利的普通话和他们交谈，夹杂诙谐的成语。他们依稀能认出这些话是成语，这些四字箴言像雾一样在他们的意识边缘徘徊。突然间，他们的大脑进入自动翻译模式，在粤语中搜索对应的表达，意义却始终无法从暗影中浮现出来。他们的脑袋里乱成一锅粥，不停地转圈子，就像电脑卡顿时屏幕上的“转菊花”，却没有给出他们想要的答案。他们会想到用Skype 向父母询问，但这样做会很别扭，因为老实说，他们从未尝试过说自家的方言。但现在他们没辙了，因为——你猜怎么着——谷歌翻译不支持潮汕话。所以最后他们还是打了电话，但他们的父母没有接，他们不擅长使用新技术，不会操作他们的新iPad。然后电视上开始演《权力的游戏》的新一集了，那一刻就这样一去不复返。

尽管如此，他们的意识中依然飘浮着阴云。阴云密布，挥之不去。

但现在，事情变得简单了。你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你要寻找自己的族人；你的亲戚、你的“家己人”[5]（kakinang）会帮助你。找到他们，跟他们在一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的祖辈肯定都在一张纸上写了要找的乡亲的姓名地址。但这些人是谁？这个福建人是谁？他通过朋友或亲戚给我祖父下达指示，让他沿着马来半岛，前往广东人聚居的怡保市，它坐落在布满锡矿的石灰岩山谷中。最早在马来西亚东北部伊斯兰教中心地带（马来领土与暹罗交界处）丛林边缘的偏远小镇安家落户的海南侬（Hainamnang）又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我儿时一个“表兄弟”的祖父的叔叔，也许是其他人。我得去问，我们都得去问。

总是这样。我问别人，别人又问别人，辗转问询，但得到的答复总是一样：我们不知道。

[1]　霹雳州是马来西亚的十三个州之一，首府是怡保，英国殖民时期以市内繁荣的锡矿开采业闻名。马六甲海峡位于霹雳州西边。

[2]　华都牙也是马来西亚霹雳州近打县的县府。

[3]　华侨银行由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于1932年通过合并1912年创办的华商银行、1917年创办的和丰银行以及1919年创办的旧华侨银行而创立。今天的华侨银行是新加坡的第二大银行。

[4]　哥打巴鲁是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的首府。

[5]　潮汕话，也有写为“胶己人”，意为“自己人”。

三

在吉隆坡，我坐在父母家的阳台上，与父亲聊起他的童年。这种情况很少见。倒不是说我与父亲的聊天少见，虽然这也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就像我们近年来获得的一种昂贵的奢侈品，毕竟现在我俩都老了，对立也少了。我们还没有完全习惯这样轻柔的对话——没有明确目的，亦无时间限制，像是一种珍宝，需得小心轻放，细细端详。

真正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谈论过去，谈论他的过去。我们的思想是现代的，外表甚至是西化的。但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这一点在我们交往的方式中，在我们披露的关于自己的事情中体现得最明显。我们不承认软弱或悲伤。浪漫的心碎、抑郁、对存在的怀疑——这些都是属于不同文化和更年轻一代的话题，是那些了解弗洛伊德、心理治疗和有机蔬菜的受过教育的人的话题。脆弱是可耻的，甚至是一种禁忌；在人类的缺点中，贫穷被视为最大的弱点。一切残缺，都必须留在过往。

将亚洲人特有的审慎与内敛，驯化为当代中产阶级生活的底色——正是这种矛盾特质，让我们既成为传统的守护者，又化身为亚洲真正的现代子民。因为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不仅仅是在马来西亚，而是在整个东亚。如今我们有钱了，我们不谈论过去；研究历史是向过去看，而我们只关心未来。我对父亲说，也许中国就是这样处理一些历史事件的（我暂时绕开了他自己的过去，因为谈论别人的历史创伤，或许是开始探讨他自己生活的更好方式）。也许在经历了一些痛苦的事情之后，他们似乎更容易压抑对它的记忆，而不是消化它所带来的一切，因为解开所有这些包袱会填满他们的整个意识，让他们没有空间去做别的事情？因此，对他们来说，更轻松的做法是享受今天拥有的财富、名牌包包、公寓、旅行、教育和餐厅。过去是痛苦的，现在是轻松的。这是一个实用性的问题：他们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父亲回答，“这不是实用性。这是耻辱。”

他的回答让我顿了一下。我不习惯这种直言不讳，尤其是因为它似乎包含一种忏悔的意味，仿佛是更深度坦白的前奏。小时候，我曾希望我们能像电视上《考斯比一家》和其他节目里的美国家庭那样，对父母更加坦诚，更加感情外露。但现在，我突然如坐针毡，仿佛闯入了一个最好不要去探索的空间。我有点想拿起我的苹果手机，录下父亲要说的话。但我没有，我只是坐在那里，等待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脆弱的气息。

父亲向我讲述了他最初的记忆：在北方丛林边缘的偏远小镇上，与远房亲戚一起长大，他的父亲在全国各地找工作；母亲住在别处，照顾弟妹。他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母亲没有时间或资源照顾他，他也差不多到了离家生活的年龄。他当时七岁、八岁——不，九岁、十岁。老实说，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他能回忆起的是从新加坡——没错，肯定是从新加坡——乘船前往吉兰丹州的情景。吉兰丹州位于马来西亚偏僻的东北部，他的一家将在那里定居。船上有其他刚从中国来的移民，也有印度穆斯林，他们做完祈祷后就和他分享食物。虽然那只是米饭，却是上好的米饭，干净、洁白，营养丰富，是他记忆中最美味的食物之一。他记得我祖父外出找工作，一走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他记得祖父有工作时的短暂富足时光，那时家里能吃饱饭。他还记得，我的祖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书法家，他曾把写招牌作为副业来赚点外快。后来很多年里，当他们路过某些商店上方悬挂的黑底金字招牌时，他都能认出我祖父那优雅的笔迹。他还记得自己十岁时买了第一双鞋，当时感觉自己笨手笨脚的。这些故事中，有几个我以前听过，但大多数我都没听过。他还谈到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我认识她，但从来没有熟悉过。作为女孩，她被认为不配接受教育，十岁时就被送去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的火车上工作。她像顽童一样偷偷上车，向乘客兜售小包食品。我父亲会托举她爬车窗，她会用棍子撬开窗户，爬进车厢。这个办法很有效，直到有一天她不小心滑倒，被棍子戳伤了自己的胳膊。这件事情，我以前完全不知道。

首先打动我的，是父亲对自己的坎坷童年毫无怨言。他的故事并不是那种安贫乐道的故事，但也不怨天尤人。我还记得他和他的亲戚（或者说是在吉兰丹州的大家族的成员）之间的许多次对话，我小时候无意中偷听过这些对话。他们中的一些人比我父亲更开朗、更健谈，在谈到他们过去贫困的农村生活时，我能体会到他们与我父亲类似的接受态度。他们接受这一点：并不是每个人都生来富足安逸。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平（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等级制度）也坦然接受，因为他们的故事都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假设，那就是他们会在社会中不断进步：

他们会读点书，受点教育。

他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哪怕永远不会大富大贵。

他们会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

他们的子女将成为专业人士，赚取丰厚的薪水。

他们的子孙长大后将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的生活中将没有匮乏的概念，似乎匮乏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而属于柬埔寨或孟加拉这样贫穷得多的邻国。

和大多数移民一样，我父亲和他在吉兰丹州的族人的大脑中也深深植入了对教育、工作和向上流动的朴素愿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圣地；为什么当我还不到十二岁、生活在距离美国万里之遥的地方时，我就已经知道 SAT 考试是什么。英国和欧洲的老牌国家或许在文化上很有意思，但他们太沉溺于自己的过去；未来属于美国（他们永远无法想象，曾经饱受苦难的故国竟然会不可思议地崛起）。

“这些都是无聊的穷人故事，”他打断自己的话，“对你来说没啥意思。”我不同意，于是继续追问。老实说，听他如此详细地讲述，是很难得的事情，而且有点令人不安。这是一个让他不得不袒露更多、从而拉近彼此关系的过程，远远超过我惯常熟悉的程度，就像我十四岁那年，有一次他打完网球后突然以笨拙的姿态在更衣室里脱得精光，我俩还得假装对此毫不在意。我抑制住自己想耸耸肩、放弃谈话的冲动，因为虽然还没有进入状态，但父亲一直在谈论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事情，慢慢地揭开记忆的层层面纱。但我想知道的还有很多。我觉得，我们还在边缘徘徊，离了解祖父最初在南洋的日子还有一段距离。祖父在我出生几年前去世了，当时我父亲才十六岁。我对祖父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的一些基本情况：他曾经是一名乡村教师，是出色的书法家，晚年经营一家咖啡店；他死于喉癌，因为他也是烟民。除此之外，我所知甚少，对他的性情、个性、小怪癖一无所知，而正是这些东西，让正式肖像背后的有血有肉的人跃然纸上——倒也不是说正式肖像本来就画得特别好，它更像是一幅素描，由于长年疏于打理而变得模糊不清，任由潮气侵蚀，连轮廓都变得模糊了。从我记事起，这种模糊感就一直困扰着我。但现在父亲却止步不前，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我们的谈话突然陷入低谷。

在沉默中，我开始思考：这就是让我对一种特殊移民群体感到沮丧的原因，他们完全放下文化包袱，以便成功融入新环境（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个极端，即拼命抓住对故乡的记忆不放，急不可耐地等着退休后回到自己刚刚离开的地方）。那些“遗忘者”的问题在于，他们需要在移居国抹去过去的一切，但这种需求并非随着抵达新土地就宣告开始或终结；它在此后仍会持续，不断重复，直到寻找到一个情感与理智上都毫无负担的“历史零点”，好让他们重塑关于自我的全新叙事，构筑一条光辉灿烂的上升轨迹，追求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生故事弧，其间点缀着精心包装的少量苦难（当然，最终总会被克服），以此标榜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向安逸、成功与幸福：

我们从中国来到这里，我们曾经很穷；我们努力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很困难（但并不是真的那么糟糕）；一路上有很多艰难险阻，但看看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啦。

但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你怎么会来到丛林边缘的一个荒凉村庄，那里的宠物狗会被老虎吃掉？是一连串偶然的决定让你来到这里的吗？那些“艰难险阻”究竟是什么？那些沉默又意味着什么？（我只是想知道这些，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的一些近亲因为生病而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有一两个人因病去世，后来就很少有人再提起他们，也没有为他们举行隆重的中式葬礼。直到我三十多岁时，我才发现他们其实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那些肮脏陈旧的机构把精神病当作疯癫来对待，而那些死去的人其实是自杀的。我还发现，在我的大家庭里，无论是马来西亚的移民支系，还是留在中国的支系，男性成员的精神健康问题发病率都异常地高，自杀率也是异常地高。嗯，我只是问问而已。）

在现代亚洲的故事中，这些凌乱的斑点与我们重塑的简洁线条格格不入。我们也把它们应用到国家叙事中，抹去了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困难关系和整个历史时期，因为它们扰乱了我们向中产阶级（世界银行称之为“中上收入”群体）崛起、很快就会进入高收入领域的情节线。在这个故事中，种族、宗教和阶级的小冲突曾经存在过，但很快就被克服了，今天已不再困扰我们；国家之间的边界划分了文化和民族的差异，这些边界一直存在，并为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理由（两个不同区域之间从未有过重叠，我们从来都不是同一个民族）；曾经发生过暴力骚乱，许多人在骚乱中丧生，但我们已经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不，从未发生过任何大屠杀）。历史从某一点开始，轻率地在这里跳过十年，在那里省略十几年。无论哪个国籍的华人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历史和遗产，拍摄关于历史和遗产的精致电影，但他们所指的总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王朝。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以公元3世纪为背景。每个人在学校都读过这本书，至少有七部三国题材的故事片和无数的电视改编版。当历史如此久远时，它是安全的，不会对当下构成威胁。三十、四十、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则是另一回事；这种近代历史更令人不安。

在这种叙事的最后一幕里，始终包含着对当代亚洲富足生活的感激之情。与不久前相比，看看我们现在生活得多好！这既是为了抹去剧本中那些令人不适的段落而作的辩解，也是一种了结和解脱，仿佛物质上的舒适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笃定感，让我们快乐地生活。

但官方传记片的问题在于，它很乏味。它缺乏戏剧张力，而人物、社区或整个国家都要经历坎坷时刻。官方传记片不够引人入胜，因为它建立在一种谨慎的逻辑之上，缺乏沉默，缺乏那些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如何相互联系、我们的未来在哪里的阴暗的未探索领域。简单地说，我们需要了解这种混乱，才能搞清楚自己是谁。

我父亲说得对。历史会带来耻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修改我们的故事，改变我们的形象，不仅是为了别人改变，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在吉隆坡、胡志明市和东南亚其他地方，我们给所有街道重新命名，为其赋予我们民族英雄的名字，而不是曾经殖民过我们的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和法国人的名字。重拾民族遗产的行为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仍然关涉到一种耻辱：曾经被殖民的耻辱，成为遥远君主的臣民的耻辱，臣服于更强大、更富有的人的耻辱。贫穷意味着虚弱。即使在我们拥有摩天大楼和高速列车的今天，贫穷也是可耻的。我们无法安心地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故事在早期的漫长篇章中是由别人讲述的，所以我们将这些段落剪辑掉。但是，任何一个讲故事的人都知道，剪辑会让人上瘾——一团糟的线索当中埋藏着一个完美的故事，呼之欲出——于是我们执着地去雕、去凿，在结构上削去整块整块的东西，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一尘不染、毫无特色的整体。这就是我们喜欢的形式。

但是，举个例子，当你在槟城坐上一辆出租车，询问Lebuh Leith（从我记事起，官方地图上就一直写作Lebuh Leith）时，司机说：“哦，你是说利思街（Leith Street）。”[1]在我们娓娓道来的故事的光鲜表面之下，混乱依然存在；我们携带着它，未曾表达，未曾承认。过去的分歧和冲突也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那些未经审视、未经处理的创伤，渗入了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祖父来到吉兰丹州腹地定居的故事对我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和父亲在这里，在尴尬的沉默中坐着，我忍住去给自己再拿一杯苏打水、给父亲再倒一杯茶的冲动，或者重新装满那碗我们一直在分享的花生，或者看看我的苹果手机上有没有消息，或者做点别的事情来缓解突然僵住的气氛，因为那些举动同时也会终结这场出乎意料的坦率对话。不知怎的，我觉得，他的故事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脸变得越来越有棱有角，褪去了童年时那种遗传自母亲那边的胖乎乎的开朗。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可以冒充东南亚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猜出我来自哪里。但是，有些事情毕竟发生了。也许是我问得太多了，也许是我触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我父亲后悔给我讲了这么多。

我们眺望着远方的城市景致，双峰塔[2]从一群较矮的高楼大厦中拔地而起。今天没有雾霾；从我们所在的郊区看去，几英里外的市中心在巴生河谷的环抱中显得异常安适，远处山脉如屏障般将它护在其中。此刻，群山的轮廓几乎泛出青蓝。一阵疾风骤起，将几粒花生壳从桌上卷走。母亲正在公寓的另一个房间里唤我。可我依然在等待。

[1]　马来语Lebuh是“街”的意思，相当于英语Street。槟城的利思街得名自1800—1803年担任槟城总督的英国殖民官员乔治·亚历山大·利思。

[2]　双峰塔是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中心的两栋摩天大楼，于1999年落成，高452米，地上共88层，曾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

四

季风季节的一场瓢泼大雨：雨下得好大，从教室窗户望出去的景色都笼罩在珍珠灰的雾气中。运动场和外围的一排排相思树模糊不清，轮廓不明，仿佛水中的海市蜃楼。教室旁边有一处波纹锌板屋顶，用来遮挡食堂；雨点敲在上面，发出哗哗的响声，让人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教室里，停课了。大雨、闪电、停电——太黑了，没法看书。最妙的是，我们的老师不在这里，他和班上一半的同学一样，因为雨季的偶发事件——洪水（Banjir）——而无法到校上课。洪水不仅袭击了甘榜（“城中村”，实际上不过是贫民窟），还发生在郊区和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奶茶色的洪水，水深及膝，威胁着莽撞的驾驶者，汽车的排气管被水淹没，深深的季风排水沟变成了狂暴的洪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至少会发生几桩悲惨的故事——在这些临时河流旁玩耍的小孩子滑入水流，被卷走而丧命。在吉隆坡长大的我们，即使身处日益士绅化的郊区，也能感受到死亡从未远离。

教室里，风卷着雨水穿过百叶窗，窗子又旧又卡，怎么也关不牢，于是我们把木桌拖拖拽拽地挪到教室中央。代课老师（一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教师）蜷缩在一本书前，不时抬起头，检查我们是否还规规矩矩，不过她抬头的频率越来越低。她正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小说，尽管她试图把小说藏在地理课本的书页里，后来还是被人识破了：那是一本激情四溢的言情小说，封面上画着一位意乱情迷的女子。就是隔壁修道院女校的姑娘们开始在州立路[1]商圈二手书店里淘的那种米尔斯与布恩出版社的平装本。书店就在中央停车场广场对面，我们有个同学前不久还在上课时间被人撞见在那儿抽烟。那年我们十五岁，生活即将天翻地覆。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大型公开考试，即初中毕业考试（Sijil Rendah Pelajaran），所有在公立学校就读的适龄学生都将参加这场考试。当考试成绩在全国范围公布时，报纸上将会刊登一些文章，介绍那些克服了残疾或家庭环境特殊挫折而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以及那些高分学生人数特别多的乡村学校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好地融入了我们日益发展的关于成就和转变的现代叙事中。在全国范围取得的个人成功：这让我们感到，我们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聚光灯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变，因为我们将开始以近乎成年人的意识来表达我们之间存在的阶级、金钱和特权的差异。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马来西亚公立中学的学生，在初中毕业考试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幸福的无知状态中。老师们教学认真，但效果不佳。我们的班级太大，每班四五十名男生中的大多数人都被足球或音乐搞得心不在焉，不肯认真学习，因此上课气氛很轻松，老师们无奈之下只能充当无所事事的牧羊人，看管着只想自行其是的任性羊群。我们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会学校，现在由政府管理，不过教师中仍有一两名慈幼会修士。他们既是传教士也是教师。在这个民族认同感逐年增强的国家里，他们身上的热带白色长袍越发显得违和。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在增长，而我们正乘着经济腾飞的东风。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我们对互相之间存在的隔阂一无所知。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种族政治主导的国家，但在学校里，这似乎并不重要。的确，有一些非官方的小团体似乎由某个种族群体主导：华裔男生打篮球，印度裔男生打曲棍球，而学校足球队则由马来摇滚男孩主导，他们从杂志上剪下金属乐队[2]的照片，贴在课本上。但是，在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种族混杂是肤色和语言的简单融合，是英语、马来语和粤语混杂的土话。在这个阶段，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些男生的名字前缀是拉惹（Raja）或东姑（Tengku），这标志着他们来自不同的王族；有些男生和我一样，住在附近的抱有雄心壮志的中产阶级郊区；有些男生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住在教育部补贴的宿舍里；有些男生的父母是清洁工和洗碗工。我所在的年级有一个叫马亨德兰（Mahendran）的男孩，他有书写困难，他的父母是收割树胶的工人，都是文盲（当时文盲很多）。还有一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尽管他们每天都来上学，但老师并没有给予他们特别的关注。有数学成绩优异的怪才（通常是华人），也有放学后打架斗殴、偶尔被开除的小混混（通常也是华人）。但总的来说，我们融为一体，相安无事。我们在课间休息时在一起玩耍，彼此至少算是友好，不知道我们之间的隔阂有多深。

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都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我们的父辈都是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贫困的人。我们的父辈出生的国家当时还未孕育出中产阶级。我们的父辈用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西方国家的人们世世代代都是中产阶级，教育发达，政府稳定。我们的父辈希望自己和后代也能拥有这些好东西。他们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也能获得同样的稳定、财富和高雅文化。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国家建设进程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父母相信一个共同的建设项目——自我、社会和国家的建设项目——它的基础是改良，是现代性叙事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在这个年龄，我们并不懂得这一点，但我们都在参与这场自我叙事的编织——向自己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

但是，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我们——就像我们这个有着二十五年历史的国家里所有其他十五岁的少男少女一样——考虑我们的公开考试成绩时，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父母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剥夺了权利，他们的雄心壮志是如何在仅仅半代人的时间里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的。我们将看到，我们的人生道路不仅在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还在加速我们的旅程，让一些人坐上通往超级成就的电梯，让另一些人不得不费力攀爬破旧的楼梯。因为当考试成绩公布时，我们将被残酷地相互衡量，我们将发现彼此间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原来，有些孩子一直在跟他们的建筑师父母学高等三角学。有些孩子在业余时间读斯坦贝克的书，写短篇小说。还有些孩子和一群成年人一起去苏门答腊岛做地质实地考察。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意识到彼此的父母是以什么为生的，从未了解过他们的工作对他们和我们意味着什么。

现在，家境一般的最聪明的学生会向新加坡的学校申请奖学金，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高中；再过几个月，他们就会去新加坡。现在，那些来自最富有家庭的不太聪明的孩子将被送到英国的寄宿学校完成高中学业，他们的家人突然对他们在马来西亚学校接受的教育的质量感到恐慌。这些孩子明年也不会回我们的学校了。现在，我们了解到，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学费是马来西亚平均年薪的十倍。我们意识到，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我们以前以为这些家庭和我们自己的家庭差不多），这样的学费是负担得起的。现在，我们的一些哥哥姐姐开始赢得海外大学的奖学金，我们第一次听到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名字。

剩下的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会在我们的学校再待上两年，或四年，然后再努力考大学，或找工作。对于那些在最近的考试中表现出色的学生来说，一些朋友迅速离开，去了更广阔的天地，这让他们明白了高等教育的现实。而对于那些勉强通过考试的学生来说，昔日的朋友突然变得执着于考大学，这似乎越来越离奇。两个阵营开始相互分离，一个阵营沉迷于代数和日益复杂的句子结构，另一个阵营则沉迷于重金属乐队、足球、粤语流行乐和轻度犯罪。在注定要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些人拼命学习，这表明他们的家境并不富裕，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赢得奖学金；而有些人则从容不迫，阅读学校课程不要求读的小说，在地理课上讲述自己去日本或澳大利亚旅行的亲身经历；他们的家境较好，也许并不富裕，但足够宽裕，如果他们没有取得优异成绩，家庭可以给他们提供托举。仅仅一年时间，我们就分裂了，而且是细分了。造成这种分裂的是阶级，而不是种族。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就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在考试结束后的这个长假里，我们渐渐疏远。在漫长的雨天里，我们骑着自行车穿过郊区的小巷，或在小池塘和溪流里垂钓，这些小池塘和溪流依偎在我们社区中残存的丛林里。我们乘坐公交车蜿蜒前往海边，那里的海是泥泞的、褐色的，海滩上散落着树枝和木麻黄树叶。那里的白天和黑夜似乎更长，因为可做的事情更少。当我们回到学校时，我们将升入中四，这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倒数第二年，也是下一次公开考试的前一年，这次考试将彻底开启或关闭我们今后人生的大门。当我们回到学校时，我们会发现，某个同学和他的小混混朋友开车去了波德申[3]，而当时我们正坐在开往波德申的公交车上，在后排对着随身听唱歌；我们会得知，这个同学开得太快，而且是非法驾驶（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六岁）；他可能喝了酒；汽车撞毁了；车里只有他一个人死了。他在小学时曾是很有天赋的羽毛球运动员；我还记得他十岁、十一岁时的样子，敏捷而优雅；但现在他死了。在食堂里，他的朋友们会谈论为他报仇，找出到底是谁给了他威士忌和车钥匙，然后狠揍那个家伙一顿。

吹嘘为他报仇的少年们回到学校后，头发会染成橙色，嗓门变得更大，满嘴的粤语俚语，说话时没有了以前的活泼快乐，每句话都包含“操”“妈的”“贱人”等字眼。他们与男老师大吵大闹，威胁要烧掉他们的汽车，甚至在课堂上对年轻的女老师吹口哨。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乎规矩了。考试结果让他们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但对于另一个阵营的人来说（突然间，有了庞大的、显而易见的另一阵营），那种言论、那些人（我们现在称对方为“外国实体”）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很快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因为我们的世界里装满了书本、申请表、SAT、托福和 UCCA[4]。我们才十六七岁。这是公开的敌意。想当混混的少年偶尔会找书呆子的麻烦，用暴力威胁向他勒索几个月的钱。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我们知道你妹妹在哪上学，我们会强奸她。在任何方面引人注目都不是好事。让我倒霉的，不是我的学习成绩，而是我的脸——圆圆的、有点白胖可爱、完全没有青春痘。我按月向混混们上交自己的零花钱——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数目少得可笑。过了几个月，一个朋友替我做了笔交易，他是个罕见的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混混，两边都接受他。他安排我买了一些香烟，算是最后一次上贡。几年后的一个深夜，我和几个朋友在快餐店里庆祝一位朋友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在那里，曾经敲诈我的那个人穿着服务员的棕色制服，戴着滑稽的折纸帽。他的年纪比我们大，曾梦想成为黑帮大哥，还在上学时就夸口说要拿刀砍别人的脸。他认出了我，问我“要薯条吗？”的时候，目光会低垂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偏偏是我感到尴尬，甚至内疚。

20 世纪 80 年代即将结束；吉隆坡很快就会出现大型美式购物中心，出售耐克运动鞋；我们已经有了麦当劳、温蒂汉堡和肯德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吉隆坡摩天大楼的屋顶上就会出现出售苏联红伏特加和伯兰爵香槟的酒吧、供应煎鹅肝的法式餐厅、有来自德国的出神音乐[5]DJ和泰国廉价摇头丸的夜总会。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毒品和金钱混合在一起，导致每个月都有不惑之年的投资银行家在舞池中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那时的吉隆坡和今天一样，死亡从未远离。但这种生活只属于少数人，我们中的少数人正在脱离自己，形成一个阶级中的阶级。就这样，十年后，当我们只有二十多岁时，我们就再也不会有交集了，哪怕是在快餐店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一点，但很快就会知道。

[1]　州立路是吉隆坡市中心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是传统商业区，有许多二手书店、学校和商铺。

[2]　金属乐队是美国的殿堂级重金属乐队，1981年10月28日成立于洛杉矶。

[3]　波德申是马来西亚的一座海滨城镇，是旅游度假胜地。

[4]　UCCA即“大学入学中央委员会”，是英国的一个机构，在1961—1993年间负责英国的大学入学工作。

[5]　原文为Trance，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一种电子舞曲风格。

作者简介

欧大旭

出生于1971年，父母为马来西亚人，两岁时返回马来西亚吉隆坡，并在那里长大。像许多马来西亚人一样，他拥有多语言成长环境，在家说普通话和粤语，在学校说马来语和英语。他后来移居英格兰，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和华威大学学习法律，之后搬到伦敦从事写作。

曾荣获惠特布雷德首作小说奖和英联邦作家奖（区域奖），并三次入围布克奖长名单。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23种语言。他的短篇小说曾获欧大旭•亨利奖，并发表于《公共空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格兰塔》100期等刊物。《码头上的异乡人》曾入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决选名单，以及法国美第奇奖外国小说长名单。

图书简介

一幅家族肖像画：一个家族的历史关乎两个码头，离开的码头，抵达的码头

通过地理上的迁移，人们不断想要改善自己及其家庭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我的祖辈，在码头彷徨的异乡人。”

每当欧大旭想要了解家族往事，长辈往往沉默以对，化作一句“这些都是无聊的穷人故事，对你来说没啥意思”。

欧大旭以自身经历、家族迁徙与融入的往事为线索，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祖辈从中国大陆乘船远赴马来西亚、九死一生的艰险航程。故土人与异乡客的各色人生在书中交织在一起：为整个家庭默默奉献了一辈子的外婆，在异国他乡谋生的祖辈，以及个体的身份困扰和归属。一个个故事碎片拼凑出一个家族的肖像，一个地区的肖像，一段历史的肖像。通过这些肖像才能映照出自己的脸庞，在过去的事件和未来的可能性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