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光：庐山会议和“9.13”时的父亲黄永胜

来源：爱思想网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作者：黄春光 口述丨米鹤都 整理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自机场。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这段时期，我几乎天天在父亲起床之前，溜到他办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办公室没人去。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父亲的文件。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候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几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那是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么！你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这样，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让我印象极深的文件，就是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酝酿名单。当时筹备组组长是总理，筹备组写了一份对张春桥历史问题和姚文元父亲姚篷子历史问题的报告。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毛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合适进中央委员会？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我还想呢，这个报过了呀，怎么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帮”时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样。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过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为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利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向主席请示，多汇报，因此，他们非常坚定地支持总理。另外从办事组这几个人的心里来讲，从中央苏区一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领导。他们跟总理差了很多级，现在能跟总理在一起办公，那肯定以总理马首是瞻，非常敬重。总理交代的问题，都认真去办。同时，他们到总理那里请示军队的一些工作，总理也都给予支持的。特别是江青对我父亲和办事组的几次发难，都是总理从中斡旋或报告主席而解决的。

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有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斡旋。

在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往来的增多，是在准备开九大的时候。之前我的父母很少讲到陈伯达的事情，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化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说啊，总能跟林这边的人说，跟叶群说。陈伯达和叶群又是老乡，都是福建人。因此，陈和军委办事组交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气无处诉说。

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啊？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也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

1970年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父亲没有上山，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父亲上山开会。父亲上山以后，总理和康生与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父亲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了，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亲是从心底反对他们的。当时，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对父亲的批评也很严厉，但父亲并未察觉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对林彪、对军队有不满的感觉。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其实，当时也只能对这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更不可以，而张春桥又有历史上的辫子。当林彪在开幕式前向毛讲了准备讲的几个问题，毛也同意了，只是说不要点名。两人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为此开幕式就拖后了，为了防止江青干扰，叶群还在毛、林谈话的门外守着。刚开始，可能毛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开始攻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200多个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借着攻击张春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和潮流，还是以林彪为首的。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领袖，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届二中全会后，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主席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会作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吗？父亲实在是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有些事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

“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事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月12日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航。张家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们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什么事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都没报。我没有见到我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事了，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北空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怎么办？有的说“赶紧去报告××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力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落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况。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部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备战，那架三叉戟飞机就从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呦，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邱会作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了，出大事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紧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们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会作带话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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