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最高法院没有女性：不应被视为常态的缺席。自埃莱娜·伊顿·德诺拉斯科于2021年离任以来，阿根廷最高法院一直没有女性法官。如今法院有两个空缺席位，任命决定被推迟至2027年，而有关多元化的考量标准又被法令取消。讨论的重点不应是配额，而应是如何遴选那些对宪法拥有最终解释权的人。2012年8月，阿根廷参议院举行听证会，最高法院法官里卡多·洛伦泽蒂和埃莱娜·伊顿·德诺拉斯科出席。
2021年11月1日，埃莱娜·伊顿·德诺拉斯科离开阿根廷国家最高法院。随着她的离任，这个对宪法拥有最终解释权的机构完全由男性组成。将近5年过去了，最高法院5个席位中仅有3人任职；两个空缺席位的决定刚刚被推迟到明年。同时，一些省长正在参议院推动一名此前已遭否决的候选人。这并非最高法院首次没有女性法官。实际上，历史上几乎一直如此。160多年间，只有3名女性法学家曾进入最高法院。玛加丽塔·阿尔瓜斯于1970年在军政府时期获任命。恢复民主制度后，伊顿和卡门·阿尔希拜于2000年代中期进入法院。
这也不是什么新主张，更不是某一党派的旗帜。2003年第222号法令规定，总统提名最高法院法官时，应考虑性别、专业领域和地区来源的多样性。这是一项指导性标准，而非强制义务，但反映出一种共识。今年6月，第467号法令删除了这一条款。恰恰在最高法院有两个空缺席位、且没有一名女性法官之际，国家放弃了唯一一项促使其从整体上审视最高法院构成的准则。
最高层发生的情况，是整个司法体系状况的反映。根据最高法院妇女办公室编制的最新性别地图，女性占国家和联邦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54%，但在上诉法院法官职位中仅占24%。自2011年开始统计以来，这一差距始终保持稳定。问题不在于缺乏意愿或准备，而在于遴选机制的最后环节，政治协商仍比个人履历更有分量。
我对此深有体会。2018年，司法委员会为填补国家选举上诉法院一个空缺席位举行遴选，我在成绩排名中位列第一。我的职业生涯正是在该法院展开。若当时获任命，我将成为该院自1962年成立以来首位女性法官。2020年，行政当局选择了三名候选人中的第二名。法律允许这样做：总统可以在3名候选人中任选一人。但这也迫使人们追问，如果到了决定性时刻，排名可以在无须说明理由的情况下被搁置，那么成绩排序究竟有何意义。
我提及此事，并非为了重提个人经历，而是因为它说明了一种模式。女性通常不会在考试中落选，而是在最后一个环节被排除在外。这个环节政治性最强，也最缺乏透明度。最高法院正是这一问题的极端案例。其空缺席位不经过公开遴选：由总统提名，参议院以出席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这一制度设计本就需要政治协商。
但协商不应等同于利益分配。当围绕最高法院的公共讨论被简化为哪位省长支持哪名候选人，或哪个党团能够阻挠某份提名时，人们便忽视了核心问题：为了履行职责，最高法院需要什么样的人选。这里存在一个机会。推迟到2027年，既可以被理解为又一次拖延，也可以被视为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时间。这并不是要提出一套封闭的方案，而是要重新提出那些在公共讨论中逐渐被搁置的问题。
遴选候选人依据什么标准？法院成员构成在这一选择中占多大分量？一项准则被废止，并不意味着它失去了意义。社会在候选人进入参议院审议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他们的背景和资质？多年来，曾有一项公民提出意见的程序，允许大学、专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就候选人发表看法。这一程序的取消究竟带来了什么，值得追问。参议院在评估一项国家最高法院提名时，又如何理解“胜任能力”？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能保证任何结果，但可以改变讨论的重心：从哪个人选对各方更有利，转向谁更具备担任这一职务的条件。一个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最高法院同样可能作出好的判决，这一点无人否认。但当法院在没有任何女性参与决策的情况下，裁决数百万女性的生活时，某些东西便会流失：审议中少了一种视角，法院在社会面前的公信力也会受损。如今司法系统正受到广泛质疑，这绝非无关紧要的细节。最高法院没有女性法官已近5年。最好不要让这一状况持续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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