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eoffrey O’Brien
译者:奥涅金
校对:Issac
来源:《纽约书评》
当我们遨游于那些失落的影片、从未被目睹的影片、可能不复存在的影片之间;当我们身处一些聚精会神、乐此不疲的观众之中;当我们来到这里,仿佛在电影的平行世界之外,便一无所有……
对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些体验意味着最诱人的逃亡,逃离一切世俗的桎梏。它让我们不再遗忘,而是闯入记忆的长廊,那里被上千台摄影机照亮。
在每一年的初夏,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一切。在七月一日,博洛尼亚探佚电影节迎来了它的三十二岁生日。电影节期间,在九天的时间里,在九块银幕上放映了超过五百部电影(囊括一分钟的短片到数小时的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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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电影节创立于1986年,旨在为世界范围内电影修复者的最新工作成果,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这些成果包括被重新找到的电影胶片、散乱影像组合而成的完整影片或是被成功拯救的硝酸盐残片。近年,探佚电影节展映的作品,丰富程度令人惊愕,包含了每一段历史时期的多种影像。
今年的作品,主题包括演员马塞洛·马斯楚安尼的作品、1934年的苏联影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电影人卢奇亚诺·艾默尔、马塞洛·巴格利埃罗、尤马兹·古尼的影片,以及特艺彩色电影的纪念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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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影节有个传统是放映一个世纪之前的电影。所以,这次的电影节也放映了1918年的影片,包括故事片、连续剧、新闻纪录片、旅行纪录片,甚至是一部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复存在的影片:谢尔曼·杜拉克的多幕情节剧《疯狂的灵魂》(1918),它的一些残片在一个荷兰的档案馆中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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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杜拉克
这些电影片段,与其他场景的静止影像精妙地衔接在一起,为观众提供了三十分钟的动态阅读体验。这段特别的影像,加上强有力的配乐,以及影片本身复杂的情节,让观众仿佛看了三个小时充斥着诱惑、疯狂与掠夺的影片。
这些极其细微的残片,直接放映只有两分钟的时长,却在展映中呈现了如此惊人的效果。正如电影节主任玛丽安娜·莱温斯基所言,想象的电影,可以比真正的电影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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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佚电影节的过人之处,不在于它外在的繁荣,而在于参与者的高度关注。在这里,人们早已习惯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
由于毫无休止的放映,观众常常得在影片开始前就进入影院,并在放映结束前离开;出于同样的原因,两部影片之间的空隙,常常就得用第三部作品来填满,像是一部上世纪七十年代特艺彩色染印胶卷的样片,或是1898年描绘圣女贞德火刑场景的一分钟短片。
档案学家、策展人、电影系学生、历史学家,和少数狂热的迷影分子,大都紧攥着自己的私人片单,在博洛尼亚的街巷、影院里来回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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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个电影节观众指出的那样,对电影珍品的求索,就像是一种孤僻的生活方式。而博洛尼亚提供了一种安心感,让这些「孤僻」的人知道,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几千人,在意影史上冷门国家影片的存量,会为约翰·斯塔尔在1919年拍摄的法庭片排队,把它当作时下最紧要的重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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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的女人》(1919)
当你已经习惯一个满是陈旧之物的地方,每一部影片的登场都会是全新的,都会像是第一次被人们看到一样。这些影像带有一种极具「反叛性」的新鲜感——不仅仅是保存层面上的「崭新」,而是那种久被尘封的事物,突然闯入观众视野的「新鲜」。
那部法庭片——《宣誓的女人》,就是这种惊人闯入的完美例证。斯塔尔主要以他全盛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影片而闻名,他因那些作品被称为「女人电影」的大师。那段时期的代表作有极具说服力的《血洒后街》(1932)、《春风秋雨》(1934)、《假如明天来临》(1939)和令人难忘的《爱到天堂》(1945),那是一场以特艺彩色描摹的弗洛伊德式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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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天堂》(1945)
《宣誓的女人》同样是一部女人电影,它开头的字幕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女人,是否在气质上与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成员相符?」一位小说家(弗洛伦斯·里德饰)——或许是以伊迪丝·华顿为原型——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她在一名年轻男子被控枪杀其雇主的案件中,担任一名陪审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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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的女人》(1919)
这部六十分钟的影片有着比更长的影片还要丰满的情节——粗粝的转折、悲剧色彩和喜剧元素。它仿佛是一个实验,测试导演能以多快的速度处理一种情境,并将它与其他场景剪在一起,它的节奏就如同高速运转的机器。
警察严厉的询问、一场异国夜总会的晚餐、新年前夜的化装舞会、上锁办公室里的强奸、庭审上令人恐惧的控诉:一切场景被交替剪辑,以不同的形式重现,直到影片的末尾,影片的晦涩感终于消散,被厘清于一个令人震惊的镜头之中,所有线索都应时而解。
这部影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惊喜,即使对最富学识的电影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像这样的影片得以幸存,不仅令人欣喜,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一种惊险感。很难说让·格莱米永的《达伊娜,大洋神女墨提斯》(1932)属于一部幸存的影片。因为它的制片人把它剪掉了一半,还显然重新调整了不同段落之间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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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伊娜,大洋神女墨提斯》(1932)
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博洛尼亚最令人震惊的影片之一。一位优雅的混血妇人,参加了一场全是白人出席的宴会。她在一艘远洋客轮的甲板上,与来宾们肆意调情。在「双人的鸡尾酒」的乐声中,所有的客人都戴着可怕的、怪异的面具。她那闷闷不乐、有着深色皮肤的丈夫在舞台上表演着离奇的魔术。
这幻梦般的氛围为性骚扰、强奸、谋杀等情节提供了方便。而当刑事调查终于开始,甲板下那漆黑的地域,变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恐怖之地。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让「达伊娜」的形象变得比以往更加扑朔迷离。这是一部从第一次观看,就萦绕在观众心头的影片。
全新修复、近乎完整的《克里斯蒂安·瓦纳斯哈费》(Christian Wahnschaffe,1920-1921)是这个电影节又一份惊人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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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瓦纳斯哈费》(1920-1921)
这部影片分为上下两部,由乌尔班·迦得执导,改编自雅各布·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的史诗小说(英语译名为The World’s Illusion,意为「世界的幻象」)。这部影片的时间线从魏玛时代开始,以全景图的形式,描摹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混乱局面。
康拉德·韦特以极端而造作的演技,塑造了一个富有的实业家的儿子,沉迷于激进的政治活动与乌托邦式的精神生活。在第二部中,韦特再次遇上了他在《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中的共演,维尔纳·克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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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1920)
他在本片中的角色与《小屋》大相径庭,扮演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皮条客。这部影片勾勒出一场悲剧,讲述了一所工人阶级居住的公寓,被令人不安的野蛮势力冲垮的故事。
我们可以想见,《克里斯蒂安·瓦纳斯哈费》该如何令当时的观众感到惴惴不安。这部影片里涉及的情节包括政治暗杀、强奸、谋杀、滥用私刑(行刑者是一伙自发觉醒却缺乏引导的无产阶级)。
然而,这个电影节的「惊奇点金术」——这种点金术与观众们对这些影片的全神贯注密切相关——鼓励我们积极地投入到这部影片的观影,因为时间的区隔已然消解,影片讲述的故事也被赋予了惊人的当代性。
路易斯·菲拉德于1918年在他的家乡普罗旺斯拍摄了他的系列影片《葡月》,而葡萄酒的丰产恰恰发生在他的拍摄工作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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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菲拉德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一战时期的情节剧与纪录片相融合的风潮,正是在那时走向了终结。来自战争肆虐的北方地区的难民,在一艘驳船上沿着罗纳河向南行进。一名凶恶的德国逃犯,吹嘘说自己是第一个用毒气杀死敌人的士兵。
然而,当他在一个地下酒窖寻求庇护的时候,却因发酵的葡萄散发的毒烟而死。这部影片中那些葡萄园、村舍、水路的迷人影像,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体现了这部影片将「风土」当作是法国象征的特点。庆祝葡萄丰收期的宴席,变成了一场爱国主义的庆典,呐喊着「自由的美酒」的口号。
这部影片的现实主义,体现在它对法国平民的描绘。在它的镜头下,法国平民,尤其是流民,太容易相信谣言与错误的指控。与菲拉德的《方托马斯》和《吸血鬼》相比,《葡月》是另一种类型的杰作。不过,这三部影片一脉相承的是,它们对不同地域精确的、富有诗意与表现力的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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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托马斯》(1964)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博洛尼亚证明了自己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电影节上不同的影片,即使占据着不同的时点,却仍相互关联、彼此沟通。虚构影片与历史片彼此交织。在《葡月》后放映的新闻影片中,巴黎人庆祝着停战协定。
当菲拉德的影片上映时,这一历史事件已然发生。在同年的另一部新闻片中,阿伦比将军率领他的胜利之师踏入耶路撒冷;这部新闻片与1918年的一部意大利改编电影《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改编自塔索的史诗)一同放映。
1949年的中国电影《三毛流浪记》,基于一部连载漫画,讲述了一个孤儿在上海的街道上挣扎求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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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1949)
在影片中,三毛深受革命胜利的消息的鼓舞;突然,场景切到了纪录八路军列队欢呼的影像。美国的纪录片导演赫伯特·克莱恩那部令人振奋、久被遗忘的《欧洲之暗》(1940),拍摄了纳粹入侵(波兰)但泽的影像,还纪录了波兰的空袭受害者;而卢皮诺·莱恩则在用歌声款待他在伦敦音乐厅的观众:「我们要在齐格菲防线上洗衣服」。
在美国故事片《无人可逃》(1944)中,导演安德烈·德·托特在未来虚构了一个联合国发起的战犯法庭,却让观众保留他们自己的判决。对过去的追寻,能够让我们抓住未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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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可逃》(1944)
侵略、凯旋、警告、劝导:这就像是二十世纪的散兵游勇,在飘摇的来世中彼此碰撞。我们现在位于何地,正值何时?何种灾难刚刚终结,或是将要开始?
即使当一位观众正避世于田园诗式的栖息地,享用着斯塔尔的《奇怪的婚姻》(1943)中蒙蒂·伍利与格蕾西·菲尔兹的喜剧对决;或是屈服于亚历桑德罗·勃拉塞蒂的《女人万岁》(1955)中索菲娅·罗兰与马塞洛·马斯楚安尼无休止的戏谑、争吵与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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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万岁》(1955)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能觉察到过去的幽灵,它们携带着秘密在今日徘徊。在这些影片里,我们看到马群、风暴、驳船、沼泽……接着我们将会看到什么?爱的不可能性、野蛮的执权者、或是人生的走马灯吗?
这一切都像是一部电影中的某一部分,它们的边缘缓缓消逝在永恒的黑暗之中。然而,这部「电影」却与你紧密相连,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在二十一世纪,探索逝去的时间》。
黄昏之后,这里的街道上像是挤满了影像创造者的亡灵。它们如此接近,仿佛触手可及。它们悬停在空中,像是从帕索里尼小广场的碳弧灯放映机升腾而起的烟雾——那是一场露天的夜间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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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被修复的影像中,存在着某种奇迹。但与此同时,当它们闪过老式的放映机时,它们那清晰可辨的亮光,时刻提醒着我们:一切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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