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冲击2.0与欧盟的红色按钮

这两天外贸圈里疯传一条信息，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合向欧盟提交了一份被称之为“红色按钮”的提案，要求建立一种能够迅速启动的贸易反制工具，一旦有外贸大国通过倾销、补贴或利用贸易手段施加经济压力，对欧洲造成严重经济冲击时，欧盟能够快速限制相关主体进入欧盟统一大市场。

这份提案文本并未点名中国。但结合提案划定的适用条件，再加上 10 月即将开启中欧贸易谈判的背景，市场普遍认为，中国是这套机制最主要的关注对象。

接下来就说说为什么看上去和中国外贸密切且相对来说关系不错的德法两国这次牵头搞了这个提案出来，下面的内容其实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零散提到过，这次重新归纳整理了下。

特别声明该内容仅是介绍如今西方经济学界的理由和观点，不代表认同或支持。

这两年国际贸易领域有个新名词叫“中国冲击2.0”，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通过后发优势，国家意志和全民内卷，打造出一个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基本上已经锁死了其它国家的制造业。

在西方经济学界看来，依托完整产业链、规模效应与强大的成本管控能力，中国已经在中低端制造以及部分高端制造领域建立起极高的竞争壁垒，使得发达国家此前推动的制造业回流、新兴市场尝试的工业化替代已经变得不可能实现。

而且中国制造业当前的能力，早已不是以前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和所谓的“政府补贴”，而是多重要素叠加形成的一套强大制造体系：

1.全产业链的全面集成能力

根据联合国工业组织的分类，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 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在全世界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形成了一个恐怖的生产能力。

2.产业集群带来的供应链协同效应

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区，一款硬件创新产品，从图纸到原型，可在方圆 50 公里内快速配齐全部零部件、完成组装。这种近距离配套能力，极大压缩物流与研发试错的时间成本，是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优势。

3.规模经济叠加资本加持

根据最新官方与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高达约 30%，总体规模已连续 15 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导致边际成本递减。目前无论什么产品只要全面纳入中国供应链体系，其成本往往能呈现断崖式下跌。

4.国家支持下金融与产业支持政策

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分析，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中国生产型企业特别是高科技生产型企业能长期获得充裕的低成本贷款与产业补贴，这使其在基础设施投入和设备更新上拥有全世界其它国家企无法拥有的极高资本底气（该结论中国方面不认同）。

5.工程师红利与自动化转型

虽然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抬升，部分沿海地区技术人员薪资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每年近千万新增的理工科毕业生形成了庞大的工程师红利。叠加新型工业化推进、产线自动化水平提升，对冲了传统人口红利减弱带来的影响。

而西方经济学界和企业界普遍认为当前中国极致的效率与产能，将在宏观经济层面却诱发双输的结果，中国在锁死其它国家制造业的同时，自身也会遇到增长瓶颈，主要体现在

一，全球消费市场的供需悖论，也就是 “谁来买单” 。

中国高效的产能输出大量替代了其它国家的本土制造。但其经济悖论在于，制造业是创造中产阶级与稳定收入的核心管道。当海外国家的制造业被消灭，其本土民众的就业与财富创造能力便会萎缩。而一个失去制造业、财富两极分化的海外市场，最终将失去购买中国产品特别是高价值产品的消费能力。而中国如今又无法大幅提升内需消费的情况下，最终庞大的产能将面临“全球性滞销”。

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时，就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欧洲产业被掏空，会失去消费能力，最终损害对华贸易”。

二，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去风险”和“友岸外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学的主流设想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效率最高者得天下。但此后的发展证明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当西方国家发现自己的关键物资都高度依赖单一国家时，“去风险”和“友岸外包”就成了政治上的必然选择。于是当面临中国强大的产能冲击时，欧美等国不得不采取关税和配额进行限制，其实从某些方面讲中国也在进行同样的动作。而当各自的贸易壁垒高到一定程度时，成本优势就不复存在，最终全球供应链不得不走向双循环或多轨制。

三，制造业内部激烈竞争带来的循环困境

大量资本与产能集中在制造端，压低全行业平均利润率，很多企业 “走量不盈利”。利润微薄之下，企业难以大幅提高员工薪资；居民收入增长受限，内需持续偏弱；内需不足，企业只能进一步依靠出口、降价争夺海外订单。由此形成循环：产能过剩→出口内卷→利润压缩→收入增长乏力→内需不振→更加依赖出口。

网络上有一种观点：先通过出口竞争击败全球对手，之后再掌握定价权。

这种想法其实非常幼稚，且不说那些被打败的国家消费力丧失后，购买力会消失。

即便是现在中国各种产业内部竞争的逻辑也不支持这种想法。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当前的内卷不是纯粹的市场竞争结果，而是融合了金融推动，地方政府政绩，民营企业责任等等多种推力的产物，导致只要有一个积极内卷的玩家，几乎所有的其它玩家就不得不跟进。

四，制造业的扩张存在地缘与经济层面的边界

传统工业化路径中，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本土用工成本上涨后，会向外转移纺织、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帮助后发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但现在，中国制造业不仅向高端领域突破，不少中低端品类的综合成本，甚至低于印度、印尼、非洲等低人力成本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工业化阶梯，使得全球南方国家难以完成产业升级、壮大消费市场，而这些国家本有望成长为未来的增量市场。

全球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多国都保有健康制造业、稳定就业和消费能力，而非单向的产品输出。所以未来产业格局，大概率会在地缘政治与经济相互博弈下，形成核心产业链和区域性制造圈共存的妥协形态；否则容易陷入双输僵局。

其实中国也明白当前的形势，已经开始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变化。

例如国家鼓励从“产品输出”向“产能与资本输出”的转变，鼓励企业为避免关税壁垒，将生产线搬到新兴市场，在当地建厂、缴税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

还有这两年开始严格执行环保与劳动法标准，提高国内环保执法力度与劳动法执行效率，将企业转嫁给社会的隐性成本内部化。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打击恶意倾销与恶性价格战，保护合理的利润空间。

至于社会上一直提到的收入分配与消费的结构性改革，这两年已经搞过如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等动作，但很难出台更具颠覆性的政策，原因在于当前属于投资驱动型模式，强计划而弱市场。但又不得不保持这个模式，因为在房地产崩盘后，民间投资偏弱，如果再大幅砍掉政府投资，容易引发大规模基建项目停工，导致社会动荡。只能是先以政府投资来争取撬动民间资本。

所以现在是一个两难处境：
如果过度依赖当前的政府投资模式，投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地方债务压力更会累积，挤占居民收入，内需持续偏弱。

如果放弃政府投资，切换为消费主导，容易导致短期内经济下行、就业压力上升，社会环境恶化，导致除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的其它区域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不符合当前大国崛起的叙事。

最后要说的是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心甘情愿的容忍自己国家的产业无所作为和持续的贸易逆差，即便是中东或者非洲的资源出口国也不可能。中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无论制造业产能有多强，国际贸易与产业竞争，很难追求单方面持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