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王会悟没有坐在会议桌旁，却把一场关乎中国革命方向的会议，牢牢守在了自己的视线之内。她手里拿着蒲扇，坐在楼下门口，看似是在纳凉，目光却不停扫过街面。
那时的上海，租界林立，帮会、巡捕和各方势力交错。公开聚集十多名外地知识分子，本身就容易引起注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启动，靠的不只是理想和勇气，也离不开细致周密的安排。
王会悟1898年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一带，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擅长刺绣。她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接触的并非单纯的旧式训诫。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陷入困顿，她不得不离开学校，却没有放弃读书和办学的念头。
年纪尚轻时，她把父亲留下的私塾改办为女子小学，让当地女孩有机会识字、读书。剪短发、放小脚、追求独立，这些在当时并非轻松的选择。她并不是站在旁边议论时代，而是直接把新思想带进了课堂。
1919年，王会悟来到上海，在上海女界联合会从事文秘工作。这里聚集着许多关心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进步人士，她也因此接触到更广阔的思想圈。后来，她与李达相识并结为夫妻，生活道路从此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联系在一起。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达参与相关理论工作，王会悟常替他处理文稿、联络和日常事务。她熟悉文件，也熟悉上海的街巷和人情。更重要的是，她知道秘密聚会不能只考虑“能不能开会”，还要考虑人员如何住宿、进出如何掩护、出事后怎样撤离。
筹备一大时，李达负责不少具体工作，但会场和住处一度令人犯难。王会悟提出，不宜把会议放在旅馆，应选择熟人住宅；代表们也不能分散住在显眼之处。经过斟酌，望志路106号被确定为会场，附近的博文女校则成为各地代表的临时住处。
博文女校正值暑假，校园较为安静。王会悟借助与校方的关系，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房间，还准备草席、安排门卫。湖南代表毛泽东身材高大，她特意用长凳搭出一张较大的床。这些小事不起眼，却让来自各地的代表有了相对稳妥的落脚之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开幕。楼上进行会议，楼下则需要有人观察动静。王会悟没有进入会场，而是承担了警戒任务。她的身份不显眼，反而便于留意周围变化。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男子在附近徘徊，四处张望，还试图打听情况。王会悟上前询问：“你找谁？”对方称找人，她立即答道：“这里不是你要找的地方。”男子离开时仍向门内窥视，她判断不对，马上通知楼上。
会议随即暂停，代表们迅速收拾文件，从后门分散撤离。果然，没过多久，法国巡捕赶到住宅搜查。由于人员已离开，现场没有留下足以暴露会议内容的材料。事后查明，那个可疑男子与法租界巡捕系统有关。王会悟的警觉，使代表们避过了一场突袭。
会场既然暴露，会议却不能半途而废。党的纲领、决议以及中央机构的选举尚未完成，代表们必须另找地点。有人提议去杭州，但杭州城大人杂，寺院也未必安全。讨论陷入僵持时，王会悟想起家乡附近的嘉兴南湖。
她熟悉嘉兴，也知道南湖水面开阔，游船可以移动，外来人员不容易被一眼辨认。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认可。7月31日，代表们分散乘车前往嘉兴，再通过人群较多的街巷绕行，避免留下整齐行动的痕迹。
抵达南湖后，王会悟租下一条画舫，又准备了酒菜和麻将牌。代表们登船后，船舱内摆出游客聚会的样子。她则坐在船头，手持折扇，扮作歌女，观察附近船只的动静。若有船只靠近，她便轻敲船板，舱内随即传出麻将声，借此掩护谈话。
这场会议持续到下午，代表们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产生党的第一个中央机构。王会悟没有在文件上留下代表签名，却参与了会场选择、住宿安排、交通转移和安全警戒。她做的多是幕后事务，却恰恰托住了这次会议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
此后，王会悟继续参与妇女教育和进步刊物工作，协助创办上海平民女子学校，也曾参与《妇女声》的编辑事务。她的一生并非只有南湖船上的那几个小时，但法租界门口的蒲扇、女校里的草席，以及船头轻轻摇动的折扇，已经成为那段历史中难以忽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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