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务正业”的梁建章

2020年6月，河南许昌鄢陵。一位五十岁的男人剃了光头，披上甲胄，准备在镜头前扮曹操。他不是演员。他叫梁建章，携程董事局主席，斯坦福经济学博士，写过人口学专著，也写过小说。此刻他正对着镜头反复练习舞棍，一个出棍动作NG了十几次，棍子脱手飞向摄像机。

你可能觉得这是直播电商的又一场噱头。但看看他两个月里扮过的角色清单——唐伯虎、苗王、川剧变脸演员，再到河南场的光头曹操——你会发现，这个人不是在“玩票”。他是在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替一家濒临绝境的企业找活路。

2020年携程全年净亏损32亿元，行业冰封，数万员工承压。他亲自写剧本、编台词、定角色，少林棍法还专门请了武术指导在家练了一天。

那一年，携程BOSS直播总GMV超11亿。河南场一晚218万人观看，成交3105万元。很多人惊叹于这位老牌企业家的隐忍与变通。但如果你只把这件事理解成“老板很拼”，就错过了更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人在不同领域之间反复横跳，往往不是因为贪心，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条贯穿所有领域的线索。

01

他一直在“比别人快”

梁建章是1969年生人。8岁接触电脑，13岁开发出一个诗歌创作程序，拿下全国首届电脑设计大赛金奖，人送外号“电脑小诗人”。

15岁考入复旦大学首届少年班，一年后转入计算机系，随后赴美深造，20岁前后获得乔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硕士学位。

13岁写诗，15岁上大学，20岁硕士毕业。他的前半生关键词就一个字：快。

1999年，他和季琦、沈南鹏、范敏共同创立携程旅行网。四个人分工明确：沈南鹏管资本，季琦管市场，范敏管旅游业务，梁建章管技术和管理。这个组合后来被称作“携程四君子”，成为国内创业合伙人结构的经典案例。

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用线上平台做预订，用线下资源做交付，所谓“鼠标+水泥”。这在今天听上去平淡无奇，但在1999年，把机票和酒店预订搬到互联网上，是一次真正的模式创新。

四年后，2003年12月，携程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中国在线旅游第一股，上市首日市值突破5亿美元。

那一年，梁建章34岁。

02

巅峰即转身

2006年，携程如日中天。在国内在线旅游赛道上，艺龙被压制，去哪儿刚起步，同程和途牛还在草根阶段。梁建章后来回忆，当时“看不到竞争对手”，觉得“人生还能干点什么其他的事”。

于是37岁的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卸任CEO，去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

很多人把这件事解读为“功成身退”或者“急流勇退”。但他自己的解释是：少年班跳级太多，书没读够。

这个说法听起来随意，细想却挺真诚的。一个15岁上大学的人，确实是“跳”过了大量正常的求学阶段。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填补知识结构上的某种不完整感。

在斯坦福，他师从爱德华·拉泽尔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研究方向逐渐聚焦到劳动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

正是在这段“书没读够”的补课时光里，他看到了一个远比携程更大的问题：中国人口结构即将发生颠覆性变化，人口红利将逐步消退，而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与年轻人口比例高度绑定。

2012年，他和李建新合著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以数据论证中国需要调整生育政策。同年，他联合30多位学者发布公开建议书，呼吁优化人口政策。

三年后，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他曾说：“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口众多，而中国未来最大的危机将是新生儿越来越少。”

回头来看，他离开携程，不是退出江湖，而是换了一个战场。

03

学者的“非理性”商战

2013年，携程陷入困境。去哪儿以垂直搜索分流流量，艺龙蚕食酒店份额，同程抢占门票和周边游市场。市场份额下滑，增长停滞，董事会把梁建章请了回来。

一个常年在学术圈浸淫的人重回商战前线，你猜他会怎么做？温和调整？渐进改革？

都不是。

他发起了携程成立十二年来首次大规模低价促销，直接打价格战。2014年四季度单季亏损3600万美元，是上市以来第一次。一个惯于用数据说话的学者，抛开学术做派，用最粗暴的方式迎战对手。

他当时撂下的狠话是：“对待非理性的对手只能用非理性手段”。这话不像一个经济学博士说的，但确实像梁建章说的。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从来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做”，而是“这件事需要怎么做”。

结果证明他做对了。

三年商战之后，在线旅游行业格局趋于稳定，携程重回增长轨道。2016年，孙洁接任CEO，梁建章再次退居幕后，把精力拨回人口研究。

04

光头背后的东西

然后就是2020年。疫情来袭，携程两年合计亏损约38亿元。五十岁的梁建章第三次走到台前，这一次他选择的方式是直播带货。

前面说过，他扮了唐伯虎、苗王、曹操，演了川剧变脸，在河南剃了光头。这些画面很有传播力，但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背后的计算。

直播不是他熟悉的领域，造型和表演不是他擅长的事情。他在镜头前磕磕绊绊、NG不断，甚至棍子飞出去砸向导演组。一个以理性和寡言著称的人，在做一件需要外放和表演的事。

但如果你把他2006年去斯坦福、2013年回来打价格战、2020年扮曹操剃光头这几件事串在一起看，逻辑其实是一致的：他不会被“我是什么样的人”困住，他只关心“这件事需要什么”。

05

不肯只做一端

2024年6月，梁建章作为第三作者在Nature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主题是混合办公对员工离职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携程1612名员工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表明每周居家办公两天使离职率下降了三分之一，且不影响员工表现。

一个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在Nature发论文，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学者不是他退休后的爱好，商业也不是他学术理想的提款机。

两个身份在他身上是咬合的：他研究人口，因为他做企业时看到创新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他推行混合办公，因为他研究出来的结果告诉他这样做有效。

2026年，梁建章57岁。育娲人口智库发布了《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6》，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57.88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06倍。

报告建议一孩每月发1000元，二孩2000元，三孩及以上3000元，直至18岁。他主张拿出GDP的2%到5%鼓励生育，理由是“基建投资回报已极低，投资于人的回报远不在同一数量级”。

同年，他以个人名义设立“创生基金”，未来5到10年个人用于生育友好相关公益的投入规模约5亿元。

基金团队调研了110户多孩家庭，发现超过75%的家庭每年出行两次以上，但机票预订、酒店房型、票价规则几乎全部以“一个孩子的家庭”为基准设计。53.8%的家庭反映家庭房太少订不到，47.1%遭遇过无法连座。携程据此推出了“多孩礼遇”服务，联合酒店提供免费加床、儿童早餐等权益。

你看，企业家的资源、学者的研究能力、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声渠道，在他手里是打通的。他不肯只做一端，因为这些事本来就是一件事的不同侧面。

回到那个在河南剃光头的中年男人。有人觉得心酸，觉得一个斯坦福博士、上市公司主席不该这样。但梁建章大概不这么想。

他15岁上大学，20岁硕士毕业，34岁把公司做上市，37岁去读博士，44岁回来打价格战，51岁在直播间扮曹操。每一步看起来都不“安分”，但每一步都踩在他认为正确的位置上。

携程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来没说过“不”。但他也从来不是只属于携程的人。2026年，他一边坐镇携程，一边更新人口研究报告，还设了创生基金，继续测算新生儿数据。你很难给他贴一个标签：企业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

也许他自己的活法就是答案：做事的时候做事，思考的时候思考。不纠结身份，不困在角色里。这大概是比“隐忍”和“变通”更底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