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64年9月，新疆罗布泊原子弹试验靶场异常忙碌，中国首颗原子弹的试爆装置及备品备件全部加工验收完毕，已安全运抵这里。首次核实验什么时候爆炸，也在中南海紧张讨论着。
9月16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完二机部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的安排汇报后，会议围绕首次核爆炸的时间展开讨论。
周恩来提出，试验时间要做好两手准备，或暖季或寒季，他个人更倾向于明年的二季度再搞。而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则力主当年10月试爆。
他在会上直言：“请总理再考虑一下，早响更有利，拖下去夜长梦多。”周恩来则明确提出季节不合适，可能今年不会试，就准备明年的方案，提到主席处，最后由主席定。
第二天下午，中央专委继续开会，再次把核试验的时间问题摆到桌面上。周恩来依然力主首次核试验适度往后推。但一直主张“早响”的罗瑞卿则坚持认为，既然准备好了，条件具备了，那就应该早响。
会议结束后，他把张爱萍副总长叫到办公室，交代马上起草一份《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由他直呈毛主席、党中央。张爱萍受领任务后，立即向李旭阁交代罗总长的意图：报告不要长，简要说明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万事俱备，只待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一些党史军史专家曾对这段史实提出质疑：罗瑞卿是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又是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他怎么可能事先不跟周恩来通气，就直接向毛泽东写报告？这不是“越级越权”吗？
后来，原第二炮兵军史专家延晓东多次到中央档案馆查证，终于查询到并完整复印了罗瑞卿写给毛泽东报告的原件。事实证明，罗瑞卿考虑问题非常缜密细致。
他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同时抄送给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而周恩来看过报告的抄件后，也马上给毛泽东写信报告此事。两位老一辈革命家，一个敢于直陈己见，一个坦然接受不同意见，都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光明磊落。
罗瑞卿在报告中建议首次核试验早试早响，最好安排在1964年10月中旬，并说明了气象窗口。毛泽东当晚便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实际上，毛主席看出了报告背后的玄机，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轻轻一句话重若千钧，再次改写了中国历史。
回头再看这场争论，周恩来的谨慎与罗瑞卿的急切，其实并不矛盾。周恩来考虑的是万无一失，核试验事关国运，任何闪失都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罗瑞卿考虑的是时不我待，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拖下去变数太多。
一个求稳，一个求快，出发点都是为国家利益。而最终拍板的毛泽东，用一句举重若轻的话，把战略意图点得透彻，原子弹的真正威力，不在爆炸那一刻，而在它悬而未发时对手心中的分量。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中央专委的争论，到罗瑞卿直呈报告，再到毛泽东深夜批示，前后不过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有越级上书的担当，有从善如流的胸襟，更有对时机与全局的精准判断。历史证明，“早响”是对的。那一响，不仅震惊了世界，也让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有了一根真正的定海神针。
参考资料：1、李旭阁《原子弹日记》
2、王缓平 《原子弹日记》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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