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8岁女叛徒被判枪决，毛主席拍案大怒称她是全党的恩人！

1955年，上海一宗旧案重新被翻出，卷宗中的名字让不少人感到意外：黄慕兰。她曾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和机要工作人员，参与营救关向应，也曾及时传递情报，使周恩来等人的秘密机关避免遭到破坏。可在当时的审查中，她却被扣上了“叛徒”的罪名，并被判处枪决。

这起案件后来得到纠正。关于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的反应，黄慕兰晚年回忆及相关材料中，都提到过对她历史作用的肯定。那句“她是咱全党的恩人”，之所以被反复提起，正是因为她曾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承担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任务。

黄慕兰出生于1907年，湖南浏阳人。她的父亲黄颖初思想开明，曾与谭嗣同有交往，也在铁路部门任职。家庭给了她读书的机会，却没有完全摆脱包办婚姻的旧习。1923年，十六岁的黄慕兰被嫁入一户富裕人家，婚后却无法忍受丈夫的恶习。

1925年，在父亲帮助下，她离开那段婚姻。北伐革命兴起后，妇女运动和社会变革给了她新的选择。她没有重新回到封闭的家庭，而是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经周恩来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武汉从事妇女工作。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地下工作的残酷性。1928年，丈夫宛希俨在江西万安战斗中牺牲，年仅二十五岁。那时的黄慕兰刚生下孩子，既要承受丧夫之痛，还不得不将孩子送回宛家抚养。她后来写道，孩子吃奶时，乳水中混着泪水。

她没有因此离开革命队伍。同年冬天，她抵达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从事机要和交通工作。公开身份必须普通，实际任务却极其危险。她有时装扮成富家太太，有时以女学生面目出现，在租界街巷和咖啡馆之间传递消息、寻找接头对象。

1931年，关向应在上海被捕。由于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敌人一时难以确认他的来历，但仍将他长期关押。黄慕兰受命设法营救，便通过律师陈志皋建立联系。她没有直接暴露组织身份，而是以亲属和朋友的关系说明情况，再借助陈家的社会影响，推动律师介入案件。

这件事并非只靠胆量。上海租界司法关系复杂，任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牵连多人。黄慕兰需要判断对方是否可信，也要安排说辞和证据。经过多方周旋，关向应在被关押八个月后获释，随后转赴湘鄂边地区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另一次险情发生在上海。一次偶然交谈中，黄慕兰从法租界巡捕房人员口中听到，一名湖北籍、年过五十、缺少一根手指并镶有金牙的共产党人已经被捕。她立即判断，此人极可能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

她没有当场追问，而是借口身体不适离开现场，再设法把消息传给周恩来。周恩来随即通知相关人员转移。后来，向忠发带人寻找秘密机关时，多处地点已经人去楼空。黄慕兰事后得到提醒：“越是立功，越要注意隐蔽。”地下工作中，活下来本身就是对组织负责。

她的私人生活同样充满离散。与贺昌结婚后，两人曾共同承担革命任务，并有一个儿子。为了减少牵累，孩子被托付给他人抚养。1935年，贺昌在赣南战斗中牺牲。此后，黄慕兰与陈志皋结为夫妻，育有子女。1950年，陈志皋离开上海，此后未再返回大陆，家庭再次发生变故。

1955年的审查，使她陷入更大危机。曾经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经历，在复杂案情和材料误判下，被重新解释成了问题。她被捕、判刑，甚至被判处枪决。有关领导得知后，对案件提出质疑，要求重新核查她过去的革命经历。经过复查，她没有被执行死刑，但此后仍经历了长期关押和审查。

1980年，黄慕兰得到平反，后来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她晚年整理自传时，特别强调自己写的是亲身经历，不是传奇小说。2011年，她出版回忆录；2017年在杭州去世，享年一百一十岁。那份迟到多年的历史结论，终于把她从“叛徒”的错误指控中还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