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北京，廖承志会见从海外归来的陈香梅。谈话将要结束时，陈香梅问得很直接：“舅父，您是不是在做统战工作？”廖承志没有动怒，只是笑了笑，回答道：“我年过七旬，所求的不过是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和平统一。”
这段对话，点出了廖承志晚年最牵挂的两件事：一件是推动海峡两岸结束隔绝，另一件是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彼此扶持，也同祖国保持正常联系。对他而言，这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与家族经历、民族处境和个人责任紧紧相连的现实问题。
廖承志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廖仲恺是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人物，母亲何香凝长期投身革命事业。他本人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又长期从事统战、侨务和对台工作。家族曾经历国共之间的复杂纠葛，可他没有把旧日恩怨带进民族大义之中，这种取舍并不轻松。
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接见华侨、外籍华人、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代表。有人提出，应当恢复中央侨务机构。邓小平当场表示，侨务工作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并指着廖承志说，侨务方面的“老菩萨”就是他。
这句话既是信任，也是任务。那时侨务部门尚未恢复完整建制，廖承志几乎从一张空白的桌子做起。他起草文件，联系旧部，调回熟悉侨务工作的干部，让中断多年的工作逐步恢复起来。困难不只在机构，更在于一些人对华侨问题的认识仍有疑虑。
当时有人担心，许多海外华人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侨务工作可能牵涉外交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敏感问题。邓小平对此态度明确：不能把几千万华侨、华人简单推给别人。他们有民族感情，也能够成为中国同各国人民友好的桥梁。
何香凝曾叮嘱廖承志，要把华侨当作亲人，替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这句话成为他处理侨务问题的重要准则。泰国华侨李引桐曾用“嫁出去的女儿”作比，形容海外华人与祖国的关系。周恩来听后说，女儿虽然出嫁，仍然是女儿，母亲不能不关心。
这份关心不能停留在言语上。廖承志主持侨务工作后，推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处理归侨、侨眷的房产问题，恢复华侨大学及有关华文教育工作。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事情，开始有了明确处理渠道。侨务部门也由此重新取得海外侨胞和国内侨眷的信任。
华侨的作用，很快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中显现出来。改革开放初期，海外侨胞为家乡修建学校、医院，兴办工厂和小型电站，捐赠交通工具与农业机械。仅兴办公益事业一项，捐款数额就达到十多亿元。廖承志坚持认为，华侨不是负担，而是连接祖国与世界的重要力量。
有意思的是，他对华侨问题的关注，还延伸到华侨历史研究。晚年时，他常问归国难侨的生活和生产情况，也反复思考：拥有如此庞大群体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系统的华侨史研究机构和完整的华侨史著作？华侨从哪里来、走过怎样的道路，不能长期说不清楚。
在他的倡议下，华侨历史研究学会成立，广东、上海、云南等地陆续开展相关研究。侨史资料整理、论文写作和华侨现状调查，开始进入较为系统的阶段。廖承志晚年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学会能够写出一两部有分量的著作，让华侨对自身历史有更清楚的认识。
另一个愿望，则与台湾直接相关。廖承志认为，台湾同胞是大陆人民的骨肉同胞，海峡两岸的隔绝不应成为永久状态。1982年7月24日，他将致蒋经国的信发往台北，信中态度诚恳，提出愿亲自前往探望，并以旧日关系和民族情感劝说对方。
台湾方面随后出现了尖锐回应，甚至有人对廖承志进行人身攻击。对此，他没有以同样方式反击，只说：“寒流久了，冰冻得厚，需要慢慢化冻。”这不是退让，而是他对两岸关系复杂性的判断。此后，只要有台湾同胞来访，他仍尽力接待，耐心说明大陆方面的主张。
陈香梅后来把廖承志的问候带给蒋经国，蒋经国听到后，先问起廖承志的身体状况。短短几句，无法改变当时的政治格局，却保留了一条私人交往的通道。对廖承志来说，这样的通道不能轻易关闭。
1983年6月6日，廖承志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6月10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临终前，他所惦记的仍是侨务工作、华侨历史以及海峡两岸。他留下的两大愿望，一是华侨历史研究能够继续深入，二是全世界华侨加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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