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后，北京与南京之间，一场关于军事训练方向的争论逐渐升级。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方法，背后却牵动着新中国军队如何学习外军经验、怎样建立正规化训练体系的大问题。
南京军事学院并不是普通院校。它成立于1950年，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承担着培养高级指挥干部的重要任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面临装备变化、编制调整和现代战争经验不足等现实压力，系统学习苏军训练方法，有其特殊背景。
1955年4月，训练总监部成立，主要负责全军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刘伯承担任部长，因身体状况等原因，叶剑英曾代理主持工作。萧克、张宗逊等人分别分管不同方面，彼此既是同事，也都直接参与军队正规化建设。
张宗逊长期负责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后来回到总参谋部担任副总参谋长。萧克则在训练总监部主管战斗训练，并于1957年接任部长。两人的职责虽有交叉，但观察问题的角度并不完全相同。
当时，军队学习苏联经验，是国家整体建设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条令、编制和训练方法，都需要借鉴已经形成体系的经验。问题在于，借鉴不能等于照搬，尤其是战争条件、武器装备和部队传统并不相同，书本上的方法到了课堂和演习场，必须经过改造。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一点，军内并非没有警觉。学习过程中，许多单位已经发现，有些内容与中国部队实际结合不够紧密，便尝试调整。张宗逊到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调查时，也组织过座谈，听取教员和干部意见，并据此形成报告。
这份报告并非只讲问题。它肯定了学院数年来学习苏军经验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某些教学内容存在片面性，部分方法没有充分考虑我军实际，还提出了改进训练和教学的建议。真正引起分歧的，是报告对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的判断。
萧克对此颇有意见。他认为，调查不能只凭个别人的反映下结论，更不能把一段时期的探索，直接归结为严重的教条主义。按照他的理解，学院的主要工作成绩应当肯定，存在的偏差属于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可以修正，却不宜作过度扩大。
在萧克看来，若把学习苏联经验本身描述成错误，容易混淆两个概念：一个是必要的借鉴，另一个是脱离实际的机械模仿。前者曾经解决了部队缺少正规教材和现代训练经验的问题，后者才是需要纠正的对象。
他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有问题可以查，有缺点可以改，但结论要建立在事实和分析上。”这句话，正体现了两人在处理问题时的差异。张宗逊更强调从调查材料中发现倾向性问题，萧克则担心片面结论冲淡多年训练建设的实际成果。
1957年2月，新的工作组再次赴南京军事学院调查。相关结论形成后，萧克认为其中一些表述过重，个别用语也不够准确。军队训练方针和院校教学安排，原本经过上级审定，不应把执行中的问题，简单等同于方针本身错误。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在讨论中追问。
萧克的看法很明确：“先把事实弄清，再谈性质和责任。”
这场分歧后来没有停留在书面报告层面。到1958年训练总监部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时，会议安排张宗逊参加，实际上也带有听取意见、集中批评的意味。此时张宗逊已经调回总参谋部，成为专职副总参谋长，身份和工作岗位都发生了变化。
萧克对此安排并不赞成。他认为，对张宗逊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渠道转达，没有必要把他重新请回会议现场；既然请来，就应当充分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能在会议后段形成集中指责的气氛。
据后来回忆，会议接近结束时，总政治部工作组到场，现场讨论的方向随之发生变化。原本围绕训练和院校工作的争论，逐渐扩大到领导责任、思想倾向和组织作风层面。问题一旦被赋予更重的政治含义，单纯讨论教学方法便很难继续。
随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对训练总监部及其主要负责人提出批评。训练总监部后来撤销，原有机构合并为院校管理、军事训练和军事出版等部门，并入总参谋部。机构调整完成后，争论中的个人分歧，也随之变成了军队领导体制变化的一部分。
这段经历留下的关键，并不只是萧克与张宗逊谁的意见更强，而是军事建设中一个很实际的难题：外来经验必须学习，但学习之后还要经过调查、比较和检验。若只看到成绩，容易忽视偏差；若只盯住偏差，又可能否定本来有效的探索。1958年的争论，正是在这种两难之间迅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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