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7日,绥远,马鸿宾面对即将改写西北局势的战局,专程找到傅作义、邓宝珊商议。他已经六十五岁,戎马生涯近半个世纪,却没有选择随马鸿逵、马步芳退往台湾,而是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起义这条路上。
这一步并不轻松。马鸿宾早年曾奉命参加过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深知自己与共产党之间有过旧账。他担心起义后得不到信任,更担心部下误解。傅作义对他说:“局势已到关头,保存百姓,比保存个人更要紧。”这句话,促使他下定决心。
马鸿宾出生于1884年,甘肃临夏人。父亲马福禄曾任清军将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在北京保卫战中阵亡。父亲去世后,叔父马福祥将他接到身边抚养。马福祥后来成为西北军政界的重要人物,对这个侄子照料有加,也把军事、处世和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一并交给了他。
这种成长经历,塑造了马鸿宾谨慎、沉稳的性格。他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军人,遇事往往先盘算后行动。堂弟马鸿逵与他之间虽有亲属关系,却长期存在权力和地盘上的矛盾。两人的道路,后来也因此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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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前后,马鸿宾开始在叔父身边任职,随后负责一支地方武装。凭借办事干练,他逐渐取得信任。民国初年,他先后在宁夏等地任职,参与整顿地方治安。1926年,他的部队编入国民军;中原大战后,又被国民政府改编。1931年,他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但这个位置并不好坐。
甘肃地处西北腹地,地方势力交错,军政关系复杂。马鸿宾试图整顿财政和治安,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曾被部下雷中田扣押,后来在杨虎城等人斡旋下获释。脱险后,他返回宁夏。此事说明,在军阀割据的环境中,即便手握兵权,也很难真正摆脱各方牵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鸿宾任第八十一军军长。1939年冬,日军进攻绥西,八十一军参加了五原等地的作战。部队装备不占优势,便利用熟悉地形的条件进行机动作战。日军一度使用毒气,造成中国军队伤亡,但八十一军仍与傅作义部协同反击,守住了绥西一带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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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马鸿宾在军事生涯中并非没有失误。他曾参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作战,部队也多次受挫。1947年,解放军释放被俘军官,并通过对方转达有关民族、宗教政策的情况,这让马鸿宾开始重新判断共产党在西北实行的政策。后来,他释放了被扣押的解放军人员,双方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
1949年,西北战局迅速逆转。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初西宁解放,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宁夏推进。马鸿逵已准备离开,马步芳也另作打算。有人劝马鸿宾一同撤走,他没有答应,只说:“宁夏的百姓,不能再受战乱。”这句话虽短,却表明他已经把退路看得很清楚。
9月18日,马鸿宾返回银川,开始布置起义。9月19日,其子马惇靖在中卫率部起义。银川局势混乱之际,马鸿宾召集有关军官,劝阻继续抵抗。随后,宁夏地方部队陆续停止作战,人民解放军进入银川,宁夏避免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城市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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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部队后来被改编,马惇靖担任西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军军长。马鸿宾则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参与地方政权建设。这个安排并非简单的礼遇,而是对其在宁夏和平解放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实际认可。
1960年10月21日,马鸿宾因病在兰州逝世,终年76岁。与马鸿逵、马步芳相比,他没有把结局交给仓促撤离和海外流亡,而是在关键时刻留下来,接受了历史对他的重新安排。ે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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