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上海华东医院，扬小朝陪着父亲扬帆住院。那间病房的卫生间夹在两间病房之间，平日里只要有一扇门被锁上，另一边的人就进不去。谁也没有想到，一次看似寻常的敲门，会让一位久经战阵的老人与阔别多年的故人重逢。
扬小朝发现隔壁病房的门又被锁住，只得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发现是自己疏忽，连忙把门打开，还不断道歉。随后，老人随口问道：“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扬帆。”
老人神情一变，穿过卫生间来到扬帆床前，伸出手说：“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
扬帆起初有些迟疑，听清来人的名字后，才慢慢认出这位华东战场上的老战友。两人过去并非朝夕相处，但在华中、华东革命工作的岁月里，彼此早已听闻对方，也有过照面。此刻重逢，病房里没有多少寒暄，更多的是沉默和感慨。
粟裕坐在床边，劝他安心养病：“什么都不要多想，先把身体养好，事情总会有说清楚的一天。”
这句话，对当时的扬帆分量很重。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不仅身体状况恶化，精神状态也十分糟糕，甚至认不出前来探望的妻子和儿子。老战友的出现，使他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历史彻底遗忘。
扬帆早年的革命经历，与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并非一开始就相连。1935年，他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进入新四军，因文化程度较高，曾担任项英的秘书。皖南事变后，他突围到新四军军部，后来又在华中地区从事敌后工作。
1943年，扬帆曾受到审查，被关押了十个月。潘汉年当时负责华中局情报工作，经过调查核实，扬帆才洗清嫌疑。此后，两人逐渐形成了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抗战后期，扬帆担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联络部的重要职务，长期处理复杂的敌后联络事务。
这段经历也埋下了日后的隐患。地下工作环境特殊，人员成分复杂，有些人曾经叛变，后来又重新提供情报。胡均鹤便属于这类人物。他早年被捕后投敌，抗战后期又转向，为中共方面提供过情报。由于历史关系盘根错节，潘汉年和扬帆最终受到牵连。
1955年，潘汉年案发生，扬帆也被带走审查。那年4月，李琼接到丈夫被捕的通知。最初，扬帆还偶尔寄信回家，询问孩子和老人，几个月后便彻底断了音讯。家中接连遭遇变故，扬帆的父亲、姐姐和母亲相继去世，1957年，年仅三岁的小儿子也因病夭折。
扬帆被带走时，小儿子才两个月大。他始终不知道这个孩子已经离世。1964年，为了避免家人继续受到牵连，扬帆与李琼办理离婚手续。两人没有见面，只通过组织完成相关程序。扬帆收到信后，发现信中只提到五个孩子，还曾疑惑地问过原因。
1965年8月，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此后多年，他的视力逐渐衰退，身体疾病不断，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压力。1975年，他被安排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对于家人而言，这个名字曾经遥远得几乎无法触及。
转机出现在1978年。李琼在老同志建议下写信反映情况，经过等待，终于获准前往湖北探望。二十多年未见，扬帆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更严重的是，他竟认不出妻子和儿子，还认为他们是“假冒的人”。
李琼没有放弃。她申请让扬帆到上海治病，得到批准后，陪同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华东医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扬帆的病情逐渐缓解，记忆和认知也有所恢复。粟裕的探望，又给了他一层难得的精神支撑。
有意思的是，粟裕并没有谈论案情细节，也没有当场替谁下结论。他只是以老战友的身份坐在病床旁，说了几句朴素的话。对饱受孤立的扬帆来说，这份不回避本身，就是一种安慰。
同年11月，陈云提出复查潘汉年案，相关调查重新启动。1980年，扬帆获得平反并恢复原有待遇，党的组织生活也得到恢复。1982年8月23日，潘汉年正式获得平反。那一天，持续多年的疑云终于有了明确结果，扬帆此前背负的所谓问题，也随之被彻底否定。
1983年，扬帆当选上海市政协常委；1984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按副市级待遇安置；1985年12月离休。病房里的那次相逢，发生在结论尚未完全落定之前。粟裕没有替历史发言，却用一次探望告诉老战友：有些人可以暂时沉默，事实却不会永远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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