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浙江宁波一带，解放军侦察人员在追查匪首刘子良时，曾走进一座偏僻的尼姑庵。庵堂不大，香火冷落，几名尼姑神色平静，唯独其中一人显得体态丰腴，与其他人明显不同。谁也没想到，这个细节竟成了案件的突破口。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浙江部分地区仍有旧武装和地方匪患活动。刘子良依靠熟悉地形、手中有枪以及过去形成的关系网，继续躲藏在乡村之间。他手下的人并不全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有些只是为了自保，被迫跟着他谋生。
这类人最难对付的地方，不在于人数多，而在于藏得深。他们熟悉山路、村落和百姓的顾虑，白天分散，夜间转移，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改变藏身处。侦察人员若只依靠搜山，很容易扑空；要找到刘子良，必须先让当地百姓敢于开口。
有一名被捕的“和尚”提供了线索。他交代，刘子良一伙已经转移到宁波，但具体位置并不清楚。这个供词看似不完整，却说明侦察方向没有错。队伍随即深入当地，边调查边走访，逐步摸清刘子良可能活动的范围。
有意思的是，百姓提供消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刘子良尚未落网，谁也不敢保证侦察队伍离开后，他不会回来报复。因此，侦察人员必须让百姓相信，这次行动不是做做样子，而是一定要把这个匪首找出来。
经过排查，线索指向一座破旧尼姑庵。侦察人员进入庵堂后，逐一询问在场人员，却没有发现刘子良的踪迹。尼姑们口径一致，只说庵中没有外人。队伍搜查无果，只能暂时退出。
走出一段路后，一名侦察队员忽然停了下来。
“刚才那个尼姑，有些不对劲。”
队长问：“哪里不对？”
队员想了想说：“她回答问题时太紧张，而且身形和其他人差别太大。”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只是观察，却让队伍重新回到了尼姑庵。那名尼姑见侦察人员折返，神色一下慌乱起来。她仍然摇头否认，但眼神躲闪，动作也显得十分僵硬。经验丰富的侦察人员明白，异常往往不在说了什么，而在于一个人怎样说。
庵堂内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墙壁、床榻和杂物也看不出破绽。就在大家准备再次检查时，一名队员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幅送子观音图。观音像出现在庵堂并不奇怪，但“送子”二字与尼姑清修之地颇不协调，画的位置也像是后来专门挂上去的。
他走到画前，用手轻轻敲了敲后面的墙。
声音不对。
墙体传出的回声发闷，里面似乎并非实心。队员又换了几个位置敲击，结果依旧如此。此时，那名尼姑已经面色发白，双手不自觉地攥紧衣角，却仍不敢出声阻止。
画被取下后，墙面露出一道缝隙。几名队员合力推动，暗门缓缓转开，里面竟藏着一间狭小的密室。刘子良正躺在床上休息，突然见到门口站满了人，立即坐起身来。密室只有一个出口，外面又已被控制，他没有继续反抗。
这次抓捕没有枪声，也没有激烈冲突，却比一次正面交锋更考验耐心。若不是队员留意到尼姑的神情、体态和那幅画，刘子良很可能再次从眼皮底下溜走。那个年代侦察手段有限，许多判断都来自脚步、神色、声音和生活习惯，细节就是最可靠的线索。
据《庵堂擒敌》记述，这名“尼姑”并非真正出家的修行人，而是被刘子良控制的妇女。她不敢指认刘子良，并不代表她愿意替其卖命，更多是长期受压制后形成的恐惧。她的沉默，是为了自保；她的慌乱，也暴露了密室的存在。
刘子良落网，靠的不只是一次搜查，更是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百姓提供了方向，被捕人员交出了线索，侦察队员则从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证据。对一个长期依靠威胁维持势力的人来说，最先松动的往往不是藏身处，而是他与当地百姓之间早已破裂的信任。
一幅挂在墙上的画，遮住的是一道暗门，也遮住了刘子良自以为周密的退路。偏偏那幅画的位置、用途和庵堂环境并不相称，最终让这名藏匿多日的匪首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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