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8月，陕西宝鸡贾村，农民陈堆正在清理被暴雨冲塌的土墙。一件满是铜锈的青铜器，从泥土里露了出来。它外形厚重，表面没有显眼的文字，陈堆只觉得还能派上用场，便把它带回了家。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件看似普通的铜器，后来会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体系中的重要文物，更因为底部四个字，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一词早期写法的认识。
第二年，陈堆因生活所迫返回宁夏，青铜器没有随身带走，而是转送给了哥哥陈湖。到了1965年，陈湖也遇到难处，便把它拿到废品收购站。那件铜器按重量计价，换回了30块钱。
命运有时就卡在一个不起眼的瞬间。
宝鸡市博物馆干部佟太放经常到废品收购站查看，防止有价值的文物被当作废铜处理。看到这件器物后，他没有急着下结论，只凭经验觉得不寻常，随即向馆长吴增昆报告。
馆里派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前去鉴定。经过查看，王永光认定它不是普通铜器，又用30块钱将其买回，并申请保险箱保存。有人问：“表面没有铭文，凭什么判断它珍贵？”王永光的回答很实际：“器形、纹饰和铜质，都不像一般器物。”
这件器物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重约14.6公斤，腹部饰有饕餮纹，整体风格接近西周早期。考古人员随后调查出土地，却没有发现墓葬、遗址或其他随葬品，它的来历因此一直留下疑问。
有人推测，它可能与1927年前后宝鸡斗鸡台一带的盗掘活动有关。斗鸡台曾发现大批商周墓葬，后来遭到破坏，许多器物散失民间。贾村距离斗鸡台不远，这种推测并非全无依据，但缺乏直接证据，不能当成定论。
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件青铜器只是宝鸡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重要器物。真正改变它命运的，是十年后的一次清理。
1975年，宝鸡博物馆将它作为代表性文物送往北京展出。当时中日建交三周年相关文物交流活动正在筹备，这件器物也曾被列入赴日展品。按照对方的文物保护要求，铜器表面需要进行封护处理。
负责处理的是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人员曹静楼。工作人员用六偏磷酸钠溶液软化底部锈层，再以竹片小心清理。锈迹松动后，器物底部逐渐显出刻痕。曹静楼停了下来：“这里不是纹饰，是文字。”
拓片很快送到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专家手中。经过释读，铭文共122字，记载了周成王时期营建成周、追述周武王克商及告祭上天等内容。最受关注的，是铭文中的“宅兹中国”。
这四个字出现于周成王五年，即西周早期。铭文所说的“中国”，并不是后来疆域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名称，而是指天下中央的区域。周人计划营建成周，也就是今天河南洛阳附近，既有控制东方土地的考虑，也与周人的天命观念密切相关。
周武王灭商后，周王室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周人兴起于关中，而商王朝的旧势力主要集中在中原。若只依靠丰镐统治东方，交通和管理都不方便。洛邑接近天下腹地，便于安置殷商遗民，也便于周王室向各地发号施令。
武王去世后，周公旦辅佐成王，继续推进营建成周的计划。何尊铭文正是这一政治安排的实物记录。它与《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中的相关叙述相互参照，为研究西周早期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需要说明的是，西周都城究竟以丰镐、洛邑还是周原为核心，学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考古材料不断增加，但对当时政治中心的具体分工，仍不能简单用一句话概括。何尊能够证明的是，成王时期确实重视成周建设，“宅兹中国”也确实写在了西周青铜器上。
铭文公布后，这件器物才有了正式名称。铭文中出现了器主“何”，因此被称为“何尊”。它从一件差点被熔化的废品，变成了研究西周礼制、政治和文字的重要国宝。
2002年，何尊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与它相互映照的，还有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织锦护臂，上面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前者说的是天下中央，后者涉及天象与吉语，两个时代对“中国”的使用各不相同，却都把这个词留在了实物之中。
何尊最值得重视的地方，不只是它曾经以30块钱从废品站被买回，更在于那122字铭文，让一个长期存在于文献讨论中的词语，终于有了可靠的西周实物依据。变态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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