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回忆在延安时曾问康生一个问题：你为何如此害怕任弼时？

1941年，延安杨家岭，师哲在整理文件时，发现康生对自己格外客气。按说两人交往并不深，康生甚至一度对他颇有成见，可只要知道师哲在任弼时身边工作，态度便会收敛许多。

师哲心里一直存着疑问。一次见面，他索性问道：“你为什么这样害怕任弼时？”

康生回答得很直接：“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

这句话当然有来历。1924年，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后，曾在上海大学讲授俄语。当时的上海大学由国共合作背景下创办，学校中的进步学生很多，康生也曾在那里学习。任弼时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一名坚定而成熟的革命者。

不过，师哲晚年回忆时认为，师生关系恐怕不是全部原因。任弼时身上那种沉稳、正直和强烈的原则性，才是让人不敢轻易冒犯的关键。康生在延安时期只对少数人有所顾忌，毛泽东和任弼时便在其中。

任弼时并非靠声势树立威信。他1904年出生，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不到20岁，却已经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道路。

大革命失败前后，任弼时多次参与党的重要会议。1927年4月，他出席党的五大并当选中央委员；同年8月，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进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8年党的六大后，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1931年又进入政治局。

这些职务背后，并不是一帆风顺。受“左”倾错误影响，任弼时曾被认为执行进攻路线不够积极，后来被调往湘赣地区工作。但职务上的变化，没有改变他对形势的判断，也没有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

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红二军团恢复后，任弼时担任政治委员，与贺龙共同承担部队的领导工作。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围绕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任弼时表现出鲜明态度。

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曾回忆，任弼时问他：“北上有没有决议？”

傅钟回答：“有。”

任弼时紧接着追问：“有，为什么不执行？”

话并不多，却有分量。那种坚持组织决定的态度，正是任弼时在复杂局面中最突出的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和党的工作。师哲正是在这一时期担任他的秘书。

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十分困难，电台、密码和翻译都关系重大。任弼时1940年3月回国后，参与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许多重要电文由他亲自翻译、保管，再送交毛泽东处理。

这项工作看似属于文书事务，实际却要求极高的政治判断力。一个词译错，可能影响对局势的理解；一份电报保管不慎，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任弼时能够长期承担这类工作，说明他不仅办事细密，而且善于准确领会中央意图。

回到延安后，他逐渐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组织者。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任弼时正式承担中共中央秘书长职责，负责书记处的日常事务。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党的七大筹备，都有他大量而具体的工作。

任弼时处理事务有一个鲜明特点：不摆架子，却有规矩。中央机关早期办公秩序还不完善，有人曾派警卫员送来条子，要求任弼时立即把英文打字机送过去。师哲看了很不舒服，任弼时却只是笑笑，没有发火，也没有亲自送去，而是等对方上门取走。

事情很小，却能看出他的分寸。他不因对方无礼而动怒，也不因为自己身居高位便迁就混乱。后来中央机关逐步建立制度，正是从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工作开始。

筹备党的七大时，代表资格审查是一项繁重任务。有些干部身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任弼时很少采用训斥和压服的方式，而是耐心谈话，让对方自己说明情况、承认错误。

他曾强调，对干部和群众不能一味施加压力，更不能让人因害怕而不敢讲真话。若人人只会揣摩上意，组织便很难掌握真实情况，问题也就无从解决。

这也是任弼时与康生工作风格的重要区别。康生更重视权威和震慑，任弼时则重视调查、商量和制度。一个让人紧张，一个让人愿意开口。师哲之所以认为任弼时“一身正气”，并非抽象评价，而是来自长期共事中的亲身观察。

1945年4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中央书记处形成了后来所说的“五大书记”格局，任弼时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长期负责组织、干部和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常站在最显眼的位置，却承担着连接各项工作的枢纽作用。

遗憾的是，任弼时的生命停在了1950年，年仅46岁。若非疾病过早夺走他的生命，后来许多重要岗位或许都会留下他的身影。但历史没有假设，留下来的，是延安窑洞里那种不靠声色、不靠威吓，却能使人信服的领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