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北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天津代表团小组会上,周恩来与许德珩坐在一起。两位相识半个世纪的老人,谈起法国岁月和黄埔往事。周恩来忽然问道:“楚生兄,你从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
许德珩回答:“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那时候你已经离开了,是熊雄负责。”
周恩来听完,点头说道:“噢,你还在黄埔工作过,那要记你一笔。”
这几句家常话,背后连着一段并不平常的历史。许德珩早年留法归国后,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到黄埔军校讲授政治课程。那是国民革命风云激荡的年代,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后来接任这一职务。三人虽然经历各异,却都在民族危局中寻找救国道路。
许德珩1890年10月17日出生于江西九江。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后来成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西斋宿舍里,许德珩把床单撕成布条,连夜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示威游行做准备。
5月4日,爱国学生走上街头,许德珩参与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并在运动中被捕。被关押期间,他写下“无一怕杀头”的诗句。获释后,他没有把这段经历当成个人荣耀,反而在信中检讨学生运动“未从根本上着手”,认为自己学识和修养仍有不足。
1920年2月,许德珩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他与周恩来等人共同参与旅法青年活动,讨论中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出路。周恩来后来回国,许德珩则继续寻求改造国家的知识与方法。1925年,他与劳君展在巴黎结婚,两人此后长期并肩生活,也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归国之后,许德珩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各校发表抗日演讲;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以教师身份支持学生的救亡行动。表面上,他是大学教授,收入并不算低,家中的经济状况却常常捉襟见肘。原因很简单,工资被他拿去接济贫困学生和抗日活动了。
劳君展曾提醒他:“来家里拿钱的学生太多了。”
许德珩回答:“我当年也是靠蔡元培先生帮助,才完成学业。今天有能力,不能袖手旁观。”
1936年,许德珩夫妇得知延安物资困难,便购买怀表、火腿和布鞋,托人转送给毛泽东。那批物品并非贵重财物,却解决了边区的一些实际需要。后来在重庆见面时,毛泽东才知道东西出自许德珩夫妇之手,笑着说:“原来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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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许德珩担任国民参政员,积极奔走于民主与抗战事业。1944年底,他与劳君展组织“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后,这一组织改名为“九三座谈会”,1946年发展为九三学社。北平解放前后,曾有人主张解散这一团体,毛泽东认为科学、教育界人士仍需团结起来建设国家,九三学社因此保留下来。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进入北平,许德珩夫妇到西苑机场迎接。10月1日,许德珩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务院水产部部长,同时继续参与国家政治和教育事业。
许德珩与周恩来的交往,不只是同乡或旧友之间的寒暄。两人在青年时代都经历过民族危亡,也都曾在海外思考中国道路。到了晚年,周恩来身体已经十分虚弱。1975年那次小组会谈中,许德珩关切地说:“总理,你要保重身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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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沉默片刻,说:“我剩的时间不多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此前五天,许德珩的夫人劳君展因病去世。接连失去伴侣和挚友,对年过八旬的许德珩打击极大。后来,他在文章中追忆周恩来,写下“人民好总理,永相望”等句子。
1979年,89岁的许德珩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他早年曾提出过入党要求,因历史条件和个人经历等原因未能如愿。邓颖超、乌兰夫为他作介绍人,邓颖超在材料中写道,自己长期了解许德珩,认为他符合党员条件。
许德珩一生跨过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多个阶段,做过学生、教师、政治活动家和政府工作人员。1990年2月8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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