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江西于都,中央红军开始陆续渡过于都河。此时的红军并非后来人们熟悉的整齐编制,而是由五个军团、十二个师组成,总兵力约八万六千人。师长们有的后来成为共和国上将,有的倒在长征途中,也有人在历史转折处留下了难以解释的结局。
红一军团的骨干力量,是红一师、红二师和红十五师。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湖南安化人,参加过平江起义,长期在红军主力部队中任职。长征期间,他率部担负开路和突击任务,后来又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李聚奎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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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师师长陈光,也是井冈山时期成长起来的将领。长征中,红二师承担过重要作战任务,陈光还一度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抗战时期,他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遗憾的是,陈光于1954年去世,未参加授衔。
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后来成为红军将领中极具辨识度的人物。作战中,他左臂负重伤,被迫截肢,却没有离开部队。长征及其后的战争岁月里,这位独臂将军仍长期带兵作战。1955年,彭绍辉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三军团下辖红四师、红五师和红六师。红四师师长洪超,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还担任过朱德的警卫员。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与林彪同学。长征初期,洪超在战斗中牺牲,没能走完这段路程。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广西临桂人,参加过百色起义,后来随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果断,他逐步成为红三军团的重要干部。长征时,红五师多次担任前卫。新中国成立后,李天佑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六师师长曹德清,参加过平江起义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长征途中,他因病在云南扎西一带去世。红六师政委徐策后来奉命带部开展游击斗争,与中央红军主力分开,最终牺牲。两人都没有等到全国胜利。
红五军团下辖红十三师和红三十四师。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四川达县人,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秋收起义。此后他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和部队建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红十三师在长征中承担的任务,并不只是正面作战,也包括掩护、警戒和接应。
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是红军后卫部队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湘江战役期间,红三十四师奉命阻击追兵,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渡过湘江,部队损失极其惨重。陈树湘负伤被俘后牺牲,政委程翠林也在战斗中牺牲。这个师几乎血战到底,师长自然不可能等到授衔那一天。
1934年秋,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相继组建,番号中的“八”和“九”,并不意味着红军已经拥有完整的九个军团,而是当时整编和扩充的结果。红八军团下辖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部队成分较为复杂,战斗力也不如红一、红三军团。
红二十一师师长周昆,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后来还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1938年,他离开部队后去向不明,相关史料记载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参加1955年授衔。红二十一师政委黄甦则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
红二十三师师长孙超群,长期活动在地方部队和红军基层,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有人觉得红军师长授少将偏低,其实军衔并不只看长征时的职务,还要综合后来的任职、资历和贡献。红二十三师本身组建时间较晚,规模和战斗力也有限,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后来的评定。
红九军团下辖红三师和红二十二师。红三师师长罗炳辉,早年曾在滇军中任职,参加过护国战争,加入红军后以善于运动战闻名。长征前,他兼任红三师师长和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于1946年病逝,因此没有参加1955年授衔。
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副参谋长。1942年皖南事变后突围未成,周子昆与项英等人一起牺牲。至于红二十二师政委王开湘,后来因病去世,同样没有等到授衔。
十二位师长的结局,恰好折射出长征部队的真实处境:李聚奎、彭绍辉、李天佑、陈伯钧后来成为上将,孙超群授少将;陈光、罗炳辉等人在战争胜利前离世,洪超、曹德清、陈树湘、周子昆等人则牺牲于革命年代。至于周昆的离队,更成为这支部队历史中一个始终未能彻底厘清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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