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不可能成为诗人

她10岁起就写诗，父亲泼冷水称“女孩不可能成为诗人” 。

最终 她年少成名， 她不是昨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安妮·卡森，而是 丹麦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

不只在她出生长大的街区，不同城市都有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

（第五个是学校！）

她只活了五十八岁，却写了近半个世纪。从诗歌到儿童文学，从小说到回忆录，生前竟然就出版了好几十部作品。

她四次结婚，四次离婚。

她被药瘾纠缠，自杀身亡，符合人们对“自毁天才”的完美想象。

然而这一切根本不足以概括她。

因为她是例外。因为她是托芙·迪特莱弗森。

她不能简简单单地被归类为“被忽视的女作家”——我们只是尚未认识她，不了解她所身处的现实，以及她眼中的真实。

她说她从没喜欢过现实，也从不描写现实。作为天生的创作者，她早已凭借勇气和想象力，学会了寻找、构筑属于自己的真实，而这也在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哥本哈根三部曲》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

由《清晨》《所有明亮的梦》《白昼坠落》组成。

上学前，托芙的天地小小的。

妈妈牵着她的手上伊斯特德街采购，为她解读街上的指示牌，她由此学会识字，还知晓了一些更重要的事实：在伊尔玛市场，一只鸡蛋卖六欧尔，一磅人造黄油四十三欧尔，一磅马肉五十八欧尔。

© Knud Jacobsen/Politiken

“院子里高年级的女生也围着垃圾桶说着类似的话，我通常只能站在外圈。”

爸爸在做锅炉工，忧郁的棕色眼睛总是布满红血丝。

这个家庭的关系简单又复杂。爸爸不知道如何跟年幼的女儿相处，看向她时总是欲言又止；她喜欢爸爸，却无法对他抱有任何强烈的情感，为此只能常常责怪自己。看看她和爸爸就知道：两人的灵魂如此相似，却总在有意无意地彼此回避。

长大的过程中，她发现爸爸并非单纯放弃了自己文学梦想的疲惫工人，还是一个因为害怕拒绝所以拒绝希望的无助的大人：寡言的爸爸也会写那么多年日记，另一个丰饶的世界隐匿在他的文字里。

她有她喜欢的书，爸爸有他喜欢的书，这之间很少有交集。爸爸一面说她的押韵方式不对，一面将她的作品获得的好评收藏在剪贴簿里。成为知名作家后，她替爸爸争取到了发表作品的机会。这样，爸爸不仅能为挣钱养家骄傲，也能为持续坚持写作骄傲。

爸爸去世后，她这样回忆：

许多年前，爸爸告诉我女孩不能成为诗人。我发誓他会后悔这么说。他的确后悔了，带着他一贯的隐忍，却又补充了一句，许是为了掩盖内心的波动：“可你从来都是个例外。”

© Per Pejstrup/Ritzau Scanpix/ANP

从小，妈妈就教给托芙这样的现实：你是穷人家的女儿，应该找一个不喝酒、带着周薪按时回家、生活稳定的熟练技工结婚。自此，“生活稳定的熟练技工”成了一个幽灵，在她的童年里徘徊：

我对熟练技工没有任何偏见，是“稳定”一词遮蔽了未来所有明亮的梦。就像下雨的天空一样灰暗，没有丝毫明亮的阳光穿流而过。

既然幽灵不走，那只能她离开。逃得越远越好。

她要结婚。不是跟这条街上的熟练技工，即将奔赴前线的英俊舞伴，或者挪用公款却无忧无虑的同龄人，而是跟一个欣赏自己、欣赏自己的诗、能帮助自己成为诗人的人。她大方地承认这是利用，不为自己找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她的诗，她可不会拧巴地活下去。

眼下，她二十出头。丈夫叫维戈·F，比她大三十岁，运营一个叫《野麦》的文学杂志，带她进入了自己的生活圈，也就是哥本哈根的文学艺术圈。

© H. Lund Hansen/Ritzau Scanpix

捧读《野麦》的托芙。

© Gyldendal

托芙，维戈·F，狗狗。

可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都太老了，就像维戈·F一样。爸爸说维戈的书写得不怎么好，她不评判，但心里明白他能提供的当下和未来已无法再让自己兴奋。她也不希望他润色自己的手稿，哪怕许多籍籍无名的同辈诗人都向往他的指导。她心里涌流的语句得遵循自己的天性，经不起这样的干预。她说，“那些不完美和寻找的过程有存在的意义”，是“句与句间不确定的微小震颤”令她心动。所以她要再逃一次，逃向不完美，逃向不确定，逃向自己。

© Gyldendal

托芙回忆第一部诗集的封面：

“描绘的是一个低着头的裸体女孩，真美。

这具躯体是纯洁的，不带任何肉欲。”

© Ekstra Bladet, 31. oktober 1941

以托芙（身着横条纹短袖衫）为首的“青年艺术家俱乐部”。

曾经，她恨不得早一分、早一秒逃离童年，逃离自己成长的街区：

童年就像一具棺材，长长的，窄窄的，单靠自己出不来。它一直都在，对每个人清晰可见，就像漂亮卢维兹的兔唇那样。……你无法摆脱童年，它依附着你，像某种臭味。

© Birthe Melchiors/Ritzau Scanpix

托芙重返儿时旧居。

然而一旦离开，她又忍不住无数次地折返，为伊斯特德街而写，为西桥区而写，为那里的自己而写。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会规划游览线路，走上她的街，找那个叫托芙的孩子。

© Hasselbalch

托芙的第二部小说：《童年的街道》。

你若问她何苦去了又回，她会吟诵她所钟情的雅各布·帕卢丹：

仍有诗人 肩负着使命， 要回到他们的童年 擦拭他们那时的眼睛。

托芙有个哥哥叫埃德温。在她还没够年龄时，已经上学的哥哥，每天把自己挨老师打的恐怖故事带回给她。她总是深信不疑。在哥哥的描述中，外面的世界那么可怕。而在她的想象中，哥哥很勇敢，没准是王子，骑士也不赖。

哥哥对托芙说：

你应该做的，是你最害怕的那件事。

© Tove Ditlevsen/Gyldendal

“他是给汽车涂漆的工人。没有换工作的可能。

但他同样为他妹妹的坚持，为她有所成就而自豪。”

她太喜欢这条准则，甚至一辈子都在践行。她过早地看透了现实的冷酷，同时了解自己的脆弱，深知如果被现实缠上，自己终将被侵吞。所以她选择主动出击，抵抗现实。现实是灰色的不透光的水泥，只能映照出一个不存在的自己。只有勇敢地打碎现实、以真实重塑现实，才能证明自己真正存在，哪怕这意味着用新的创口覆盖旧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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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任丈夫卡尔的诱惑下，托芙对处方药上瘾了。她明白自己爱的不是这个手握注射器的人，而是注射器里澄清的液体。药物让她的血液幸福地循环，此刻现实并不作数。

© Inga Aistrup

“我几乎认不出这些孩子，我不是他们日常的一部分。”

然而用不了太久，药物就会扭曲真实，扼杀她作为创作者的天性和追求，强迫她承认现实，向它妥协。现实中，她构思着一部新的小说，甚至在心里动笔，可虚弱的身体无法向打字机靠近分毫；等到终于有力气坐到书桌前，思路却变得滞涩。于是，为了自己尚未写下的故事，为了体内的诗行能自如地涌现，她要摧毁现实中的一切阻碍，并不计后果地坦白。

© Gyldendal

当时写下的小说：《为了孩子》。

正如她的其中一位英译者所说：

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警觉的，完全知道自己是谁，清楚自己的状态，而且会向你诚实地讲述。她不会省略分毫。她会彻底暴露自己。她对自毁有着巨大的胃口，这让我作为读者和译者很难承受，因为我是站在她那一边的。我想要她成功。我爱她的声音。我爱她的才华。我爱她的驱动力。我爱她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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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离婚后的蒂娜三十二岁，在西雅图的北欧航空工作。

在丹麦时，她为这个国家被遗忘的十九世纪女性作家写着从未完成的论文。回到美国后，她发现这里的高校并不需要那么多精通丹麦语言文学的人。

不过下班后，她仍会翻译丹麦文学，其中最吸引她的当属托芙的声音。早在八年前，她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当时她恰巧在哥本哈根，本地电视台播放着对托芙葬礼的报道。多奇妙啊，竟有这么多的女人守在教堂门口等待与她道别。

两年后，托芙的Barndom（意为“童年”）和Ungdom（意为“青年”）合为一册在美国出版，成了蒂娜的第一本书。这本书会收获好评，也会绝版。对出版这门生意而言，写得好、译得好并不构成畅销或长销的必要条件，甚至根本不构成一个条件。而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也不会为一个存在感稀薄、话语权微弱的陌生国度停留。

© Ritzau Scanpix

托芙的葬礼上，人们依照她的遗愿唱诵赞歌。

好在这只是开端。因为托芙，蒂娜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盟友、爱人，也像托芙一样，从此与文学相伴。

三十年后的秋季。比隆机场，或凯斯楚普机场。迈克尔走进书店，想添置些新鲜的阅读材料。

他的目光落在Gift的封面上：多有意思，同一个词，既表示已婚，也指毒药。

作者：托芙·迪特莱弗森。他当然认得。多年前他读过她的小说，他没有多想便买下了这本有些陌生的小书。他不确定这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将在这本书里描写一个怎样的故事，但很快他就会告诉自己：

我想我读了一部杰作。

于是他像当年的蒂娜一样，主动承担起翻译托芙的责任。此时距离Barndom、Ungdom、Gift被冠名The Copenhagen Trilogy（《哥本哈根三部曲》）重新推向读者还有五年。

而一经推出，The Copenhagen Trilogy便在欧美多个国家点燃了一场“托芙热”，势不可挡。看到这样的景象，好像顿时就能理解为什么托芙有能力在专栏上回复读者来信长达二十年，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自发为她送葬。在她还是小孩的时候，读到让她落泪的句子，她心里就有了答案：

我也想写出那样的诗，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