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说文之始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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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出现在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关键节点。文字产生后，人类才拥有了书写下来的历史。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表意文字。

现在所能见到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已出土单字4000多个，能够比较准确地记载当时的语言，且已有相当数量的形声字。形声字的产生一定在独体文字之后，这说明到殷商时代，文字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那么汉字是什么时候、如何产生出来的？根据已有的文字学知识，结合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世界文字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可以为汉字形成的过程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 仓颉造字 邱瑞敏、李根/绘

远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出于记事的需要，有时会采用实物记事的方法。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是结绳记事，《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实物记事的习俗在我国境内及世界其他地区均有遗存，但这只是部分民族用来辅助记忆的工具，其本身还不是文字，也不是文字的来源。

从结绳记事到真正文字的创造，中间必然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里，绘画和契刻是记事的两种主要手段，《周易·系辞下》中提到的“书契”应当就是指绘画与契刻两类记事符号。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文字产生之前普遍存在依靠绘画传递信息的文字画阶段。唐兰先生曾援引原始岩窟艺术中人射鹿的图画，与古汉字里的“人射鹿”三个字对照，二者形体并无太大区别，从中能看出文字与图画之间的关系。符号记事的直接证据来源于仰韶文化刻符、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马家窑文化陶器符号和良渚文化刻符等考古遗存，这些契刻符号的形体跟后世的甲骨文、金文存在密切联系，对原始汉字的诞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图画、符号记事是汉字的前身，随着完整记录语言的需要不断提升，绘画图形和契刻记号不断向书面符号转化，逐步固定对应语言中的特定词汇。当这类符号有了固定意义和读音，形体脱离了随意性的时候，便初步具备了文字的性质。

《千字文》从宇宙、自然起笔，逐步铺展至人文初兴，建构了由天道及人事的叙事脉络。“始制文字”紧承前文对上古圣王的叙述，体现了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初期后，在文字上的初步创建。

“始”字从女、台声，西周金文或用“以”做声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女之初也”。后世学者对此有不同解读。清代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东汉刘熙《释名》中的释义，认为“始”为“滋生”义，近代学者杨树达认为“始”为妇女之初潮，但这些说法缺乏语言材料的支持。从文献用例来看，“始”在古代文献中最早用为“开始”，如“自今以始，岁其有”（《诗经·鲁颂·有駜》），与“初”为同义词。“初”的本义也是“开始”，《说文》：“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从字形来看，“始”从“女”，“初”从“刀”从“衣”，二字似乎分别与“女性”“裁衣”相关；但实际上，它们是借具体形象来记录抽象概念。这是由于部分表达抽象意义的词难以直接造字，不得不依托具体的字形或义符来呈现。如“大”这一概念依托“大人之形”呈现，“小”这一概念依托“尘沙之形”呈现。因此，解读这类字的本义，不能拘泥于字形本身。清代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陈澧《东塾读书记》指出：“造‘初’字者无形可画，无声可谐，故以从衣从刀会意也。”“始”由名词“开始”义虚化为副词，用法跟现代汉语的“才”相同，如白居易《琵琶行》的名句“千呼万唤始出来”。

《说文》有“制”“製”二字，二者本义、职能各有区分。一般认为，“制”本为用刀截断木材之意，如《淮南子·主术训》中“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制木”指裁截木料。至周代，形符变为“未”，小篆“制”即从刀从未，秦汉时期字形进一步演变，隶变后逐渐成为现在的形体。“截断”义的“制”用于衣物指裁制，字义泛化后指制造物品等；由“制造”义进一步抽象化，发展出“拟订、规定”义，该义用为名词，就有了“法度、制度”义；“制”由“裁断”又引申为“用强力约束、限定、管束”之义。“製”是“制”的后起分化字，在“制”的基础上加形旁“衣”而成，专门承担“裁制、制造”义，汉字简化后“製”又写回“制”。《现代汉语词典》“制”后括注繁体字形“製”，并在左上角标注义项号❶，表示这一形体只用于义项❶“制造”，“制”和“製”不是简单的繁简体对应关系。

“文”和“字”指语言的书写符号是词义演变的结果，它们最初的意义本不相同。《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文”早期有多种写法，字形象正立人形，中间的符号象胸前刺的各种花纹，《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后引申指花纹、纹路，这一意义后来写作“纹”。以“错画”这一语义为核心，“文”发展出很多相关的意义：组织、错杂语句构成的文章叫“文”；组织各种礼节仪式而成的礼乐制度叫“文”，如“斯文在兹、繁文缛节”；关系错综、富于变化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也叫“文”，如“天文、水文、人文”。汉语的书写符号叫“文”，也是因为这些符号是用线条和笔画相互错杂而成的，像交错的纹路。

“字”字，《说文》释为“乳也”，《广雅》释为“生也”，象妇人产子之形，本义为孳乳生育，如《墨子·节用上》“三年而字”，“字”就是生育之意。后“字”转而用为名词，指滋生出来的事物，“文字”的“字”就是由“文”滋生出来的。《说文·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根据这一说法，依照事物形象造出来的独体的书写符号叫“文”，主要指象形字，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组合滋生出来的合体书写符号叫“字”，包括形声字和会意字。从历时的角度看，先秦时期，不论是独体的还是合体的书写符号，一般都叫“文”，如《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汉代以后，随着“文”的词义系统越来越丰富，指称书写符号的单音词主要用“字”，“文”主要出现在“文字”等复音词中。

关于汉字的起源，古人留下了各种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仓颉造字说。《淮南子·本经训》说仓颉“产而能书”，作书时“天雨粟，鬼夜哭”。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的产生不可能是一人之功。《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这一记述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历史上如果确有仓颉其人，可能是一位职官，在创制文字制度或整理文字等方面有过某种贡献。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先民对文明的敬重和对文字发明者的尊崇。

考古研究发现，除汉字外，几千年前还曾出现过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哈拉巴文字等文字体系。这些文字大多湮没于历史长河，唯有汉字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汉字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承载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历史，尽管存在政权更迭与王朝兴替，但文化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始终得以保持，语言文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书同文”“语同音”消弭了地域隔阂和交流障碍，展现出超越分歧的强大凝聚力，最终实现“人同心”。数千年来，汉字以极大的包容性、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辐射力，与各民族文字互补共生共荣，构筑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字体系。进入当代，汉字的功能已超越单纯书写工具的范畴，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于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中焕发出崭新活力。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中华民族的文字成为促进与友好邻邦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纽带。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