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部：禁止中资收购德国物流企业，以防过度依赖中国

导语｜德国联邦政府10月7日决定，禁止中远海运收购汉堡物流企业齐佩尔集团80%股份，理由是可能加深对华依赖、影响供应链韧性。德国联邦卡特尔局2月已批准该交易，如今却被国家安全判断否决。禁令释放何种信号？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2026年10月7日，德国联邦政府决定禁止中远海运收购汉堡物流企业齐佩尔集团80%的股份。德国经济部给出的理由是，交易可能加深德国及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影响供应链韧性。经过数月审查，一项企业之间的商业安排，最终被国家安全判断否决。

▲ 中远海运集装箱船“COSCO SHIPPING STAR”轮停靠德国汉堡托勒奥特码头。中远此前已入股该码头运营公司。

这项禁令释放的信号值得警惕：德国与欧盟正在把政治不信任转化为经贸准入障碍，以不断扩张的安全审查边界，主动向中欧经济关系输入摩擦。投资者身份被置于商业行为之前，合作收益则被尚未发生的风险压倒。

齐佩尔是一家连接港口与内陆的物流企业，主要经营集装箱运输组织与配送服务。它把抵达汉堡、不来梅港的集装箱，通过铁路、卡车和内河运输送往内陆。收购计划也保留了本地管理安排，总经理普拉斯拟继续经营公司并持有20%的股份。

这笔交易的产业逻辑清晰。中远负责海上运输，齐佩尔熟悉德国境内的集疏运，两者结合能够衔接港口与客户之间的运输环节。对货主而言，海运、港口作业和内陆配送的协调，有望减少交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这些商业价值，在安全叙事中被明显淡化。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早在2月20日就批准了交易。其判断是，两家企业处于运输链的不同环节，并非直接竞争对手；齐佩尔总体市场份额有限，收购预计不会明显妨碍其他航运企业和物流公司的经营。这意味着，主管市场竞争的专业机构没有发现足以阻止交易的竞争问题。

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当然属于不同程序。但程序分工并不能免除安全审查解释依据、明确边界的责任。德国公开说明强调的是可能出现的依赖和未来危机中的不确定性，没有公开列明足以说明整笔交易必须被禁止的具体事实。保密需要也不能替代对禁令必要性的说明。

▲ 齐佩尔集团旗下的Z-LINER运输车队。该集团负责衔接德国港口与内陆物流，是此次被禁止收购的目标企业。

德国尤其关注齐佩尔在东部物流节点的业务。此前公开报道显示，其在柏林、施科保和埃尔斯特韦尔达三个货运站的处理量占比介于35%至90%。这说明企业具有区域性业务优势，却不能直接推导出中远取得股权后，就会把这种优势用于对德国施压。

围绕北约后勤的论证，同样存在从风险设想到否决交易的跨越。德国担心，危机时向东翼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受到外国股东影响。然而，股权结构改变并不意味着企业脱离德国法律和监管。把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情景作为当前投资的否决依据，必须有比笼统猜疑更具体的论证。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德国政府在4月的议会答复中明确表示，齐佩尔当时并未登记为相关法律意义上的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这不妨碍德国开展投资审查，却提醒外界区分“具有战略价值”与“已经依法登记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概念不能随着政治需要无限延伸。

审查还涉及软件系统和敏感数据。运输数据确实可以反映客户、货物流向和供应关系，但数据问题可以通过访问权限、审计要求、信息隔离和应急安排加以约束。公开解释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治理措施不足以应对风险，必须采取彻底阻止收购的方式。

判断交易是否应被禁止，应落实到治理权、合同履行、数据访问和应急保障等可检验的问题。如果监管能够设置明确约束，就应解释这些约束为何不足以控制风险。缺少这一环节，安全审查便容易转化为针对特定投资者的排除机制。

更深层的障碍，是德国对中远所谓“累积性收购”的警惕。海运企业投资港口，再衔接内陆物流，本来具有连贯的产业逻辑。一旦这种布局被预先解释为外国国家战略扩张，企业正常的经营动机就容易被排除，投资者则被要求证明一个难以证伪的命题：未来绝不会被怀疑。

欧盟层面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方向。此前报道显示，欧盟委员会也对收购表达担忧。德国的国内审查与欧盟的政策叙事相互呼应，把供应链依赖、国有企业身份和地缘政治风险叠加起来，形成更高的进入门槛。中国企业越具备规模和整合能力，越容易遭遇超出普通商业审查的阻力。

中远此前获准持有汉堡托勒奥特码头运营公司24.99%的股份。少数持股与80%控股确实不同，但这只能解释审查重点不同，不能自动证明控股必须被禁止。监管需要评估实际治理安排，而不能把持股比例与风险后果简单画等号。

▲ 汉堡托勒奥特码头的集装箱装卸作业。港口与内陆运输的衔接，是中远收购齐佩尔集团的业务背景。

德国一面表示欢迎外国投资，一面让正常并购越来越受政治判断支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规则稳定性的信任。企业能够计算采购成本、运输价格和经营风险，却难以计算随政治气氛变化的安全边界。无法预判的准入条件，本身就会提高合作成本。

禁令也给德国企业带来代价。齐佩尔管理层仍认为出售股份的商业判断正确，公司明确表示日常经营照常。现有业务能够继续，并不意味着禁止交易没有成本。原有的股权出售与业务整合计划受阻，预期合作收益难以实现，德国企业同样承担了这项政策决定的后果。

供应链韧性的目标，应当是增加可靠运力和替代选择，建立可执行的风险管理安排。中国企业的资金、航运网络和服务能力，同样可以成为欧洲供应链的一部分。把某一来源的投资先行排除，并不天然增加韧性，也可能减少市场选择，让剩余参与者承担更高成本。

德国与欧盟应当正视，这类限制向中国释放的是制度性排斥信号。中国企业依法提出收购，德国企业自主选择合作，却因投资者的国别和所有制背景面对额外怀疑。长此以往，所谓开放市场将变成附带政治身份筛选的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也会因此失去说服力。

对中国企业而言，应继续用透明的治理结构、可靠履约和合规经营争取平等待遇，同时合理配置欧洲投资与合作风险。但合规努力不应变成无限自证，更不意味着接受将中国国有企业与安全威胁预先绑定的判断。监管可以审查具体行为，不能让身份怀疑取代事实。

中欧经贸关系需要的是稳定规则和可预期合作。齐佩尔案暴露出，德国与欧盟正在以安全名义扩大对华设障，把能够通过治理解决的问题推向政治对立。主动增加摩擦的一方，也必须承担损害投资信心和合作环境的责任。欧洲若不断把正常商业机会变成对华博弈工具，最终被消耗的将是自身的市场信誉。

本文作者：以色列飞飞　首发平台：腾讯新闻（2026-10-09）本文为原创作品，已由权利人授权在本平台同步发布，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用于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