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石油禁运后，日本不是不想先解决中国，而是做不到

1941年秋天，东京海军省的一间密室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面对天皇，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脊背发凉的话：海军的石油储备，和平时期只能撑两年，一旦开战，只够打一年半。没有石油，联合舰队就是一堆漂在海上的废铁。

天皇沉默了很久。没有人比永野更清楚，这句话不是在陈述困难，而是在下达死刑判决书。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石油。石油只是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问题是——中国。

从1937年全面侵华算起，到1941年的秋天，日本人已经在在中国打了整整四年了。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陆军主力都被死死的钉在了这个地方，动弹都不能动一下了。

1937年的时候，日本陆军只有17个师团，在这个时候打，可是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陆军达到了51个师团——其中35个，超过了三分之二，都死死的被钉在中国战场上了。

这些师团每天都要消耗掉弹药、粮食和燃料，每天都得花很多的钱。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中国打日本人，一共花费了日本陆军213亿日元的军费，占到了同时期全部的军费支出的70%，也差不多是国家总支出的一半了。
明治维新以后积蓄的七十年的家底就这样被中国战场一口一口给吃掉了。

问题在于，日本并不是没有想过要停手，在194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我们进行谈判了，他们所谈论的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怎么从中国体面地退出。但是“体面”这两个字成了整个问题的关键。
陆军不答应撤军。仗打了四年,几十万日本兵埋在中国,你说撤就撤,军部那些少壮派军官第一个掀桌子。更致命的是,日本国内的经济已经全面转入战时体制了,一撤军队,军需订单没了,工厂关门,失业暴涨起来,通货膨胀压不住,内阁撑不过三个月。

换句话说，日本已经被中国战场绑架了——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
那就继续打下去，把中国彻底打败？这也不行了。1938年的武汉会战以后，日本军队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占领的地盘越大，需要守的兵力越多，能用来进攻的兵力反而越来越少。

华北的八路军、华中的新四军，在敌后像野草一样烧不尽。正面战场打不动，敌后战场也守不住了，日本人在中国陷入了“占而不治，胜而不服”的僵局。每往前推一步，消耗就翻一倍，收益却趋近于零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出手了。
1940年美国就禁止废钢铁的出口，在1941年的7月份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法国印度支那南部，罗斯福就在这个时候冻结了日本在美全部的资产，英国和荷兰也跟着这样做了。8月的第一天全面的石油禁运生效了。日本的石油进口就被断绝了。
日本80%以上的石油依赖美国，在本土和殖民地一年的产量只有180万吨，而美国的一年产量是1.91亿吨。这个差距不是“悬殊”这两个字能够形容得了的，这说明了在日本的战争机器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插在美国的输血管里了。

现在管子被拔了，联合舰队也好，关东军也好，都只剩下一个结局：停摆了。
永野修身的警告并不是危言耸听。海军军令部内部甚至出现了一种“坐以待毙是亡，奋起一战也是亡”的极端论调。

摆在日本人面前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放弃，要么就是向南方进军去抢占石油。

低头撤军就是承认四年侵华白打了，陆军不干，军部也不干，国内的战争经济也不干了，那就只剩下南下了。

东南亚有石油、橡胶、锡矿，荷属东印度的油田年产量大约是八百万吨，这是日本的二十倍。但是那里是美英荷的地盘，要抢油就必须过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一关。
于是，一个看起来很疯狂，其实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想出来的办法产生了。就是说，在石油要把它给憋死的时候，为什么不干脆就打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再从东南亚打过去，威胁他们，迫使他们来跟我们谈判呢？
山本五十六是这个逻辑最清醒的反对者，也是最坚决的执行者。他在美国待过，在哈佛读过书，亲眼见过底特律的汽车生产线，知道美国的工业机器一旦全速运转意味着什么。

他给海军大臣写过报告，说得很直白：日本工业产能只有美国的一半不到，真要开战的话，头一年或许还能撑住，之后肯定会败无疑了。
他设计了珍珠港，因为他赌的是时间而不是胜利。通过一次突袭瘫痪太平洋舰队而买到了六个月的窗口期，在美国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迅速占领了东南亚的资源产地然后筑起防御圈用消耗战拖着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

这是一个赌徒的算盘，他是在赌美国会被吓住而愿意坐下来谈判了，但是他自己很清楚，这个赌博赢的机会很小。
1941年12月7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遭到六艘航空母舰和350架飞机的袭击。从战术上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在战略上却唤醒了一个根本不可能被吓倒的人。
真正致命的地方在这里：日本偷袭珍珠港，并不是因为“不先打中国”，恰恰是因为打了中国四年，把自己打到了山穷水尽了，才不得不去赌美国。

中国战场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一样，把日本的黄金储备、石油库存、兵力资源一点一点抽干。等到石油禁运的时候，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外相东乡茂德还在开战之前就反对作战，认为长期对美作战的情况并不乐观。大藏大臣贺屋兴宣说得更直白了：“一旦海军打输了的话，南方的资源保不住，中国也不可能在两年之内被打败。”

但是这些声音都被主战派压下去了。东条英机也在御前会议上说了一句话来概括日本全部的逻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国力还存在的时候，果断地奋起，在死里求生。”

问题是，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是死路。日本之所以觉得自己“国力尚存”，恰恰是因为它还没有把在中国的消耗全部算进来。

如果中国是一块可以速战速决的肥肉，日本根本不需要去赌美国。正因为中国把日本拖进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才被迫在油尽灯枯之前，押上最后的筹码。
山本五十六在珍珠港得手后，据说并没有笑。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一个靠偷袭续命的帝国，赢了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而这一切的起点，不是华盛顿的谈判桌，也不是珍珠港的硝烟，而是四年前卢沟桥的那声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