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上海人民公社”为何只存在18天

原题：“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

来源：百年潮2005年第8期

作者：阎长贵

阎长贵，男，汉族，1937年2月生，山东省聊城市人。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哲学系毕业，《求是》杂志社编审。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是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出版有《阎长贵学术文集》《问史求信集》。阎长贵于2021年6月10日逝世，享年84岁。

目录：

️张春桥、姚文元是上海夺权的直接策划者和领导者

️“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使用“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源头不在上海,而在北京

️废止“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新”政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笑剧收场,教训永志

有的书说,1967年1月,上海夺权后,张春桥“先斩后奏”,把新政权称作“上海人民公社”。有的文章说,1967年1月,上海夺权后,张春桥、姚文元“别出心裁”,想为新政权取个新的名字,原想取名“新上海公社”,后来决定叫“上海人民公社”。还有的文章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张春桥取的怪名”。总之,不少人认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张春桥、姚文元自作主张使用的。这种观点和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回头来说,“公社”问题是“文革”错误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理论之一,影响广泛,是“文革”研究中需要探讨和反思的课题。

张春桥、姚文元是上海夺权的直接策划者和领导者

上海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文革”的酝酿准备阶段做了不少工作,却不知为什么又成了“全国全面夺权”的突破口和首选目标?这件事,我曾问过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他说不知道,也很纳闷。关锋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还做东宴请陈丕显(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奉命作陪,后来怎么闹翻,陈丕显成为打倒对象,实在弄不明白。对陈丕显,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这段话的具体含义我们不得而知。对上海为什么首先夺权,我还问过其他人,都说不清楚。事实上,这迄今仿佛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对这个问题,姑且不论。我只根据初步看到和掌握的材料,大体叙述一下1967年1月上海夺权,即所谓上海“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的过程。

1 9 6 7 年1月,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召开大会,欢庆中央贺电。

说到1967年1月上海的夺权,有个人不能忽视,这就是上海夺权的前台指挥徐景贤。徐景贤1933年生人,17岁时,即解放初期就被调到上海市委,长期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1963年他担任了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以后成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具体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事宜。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写作班子里完成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和任组员的姚文元到北京工作。这年的11月,张春桥、姚文元托人带口信给徐景贤:上海市委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他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徐景贤积极响应。1966年12月18日,“后院起火”,“心脏开花”,徐景贤带领写作班子的人造了上海市委的反,提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并发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造反声明》宣布:“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这在全国省、市机关是第一家。由于徐景贤打头,上海市委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纷纷起来,他们同徐景贤的造反派一起组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徐景贤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联络站的首领。徐景贤领导的“机联站”,“发号施令,人少权大”,他们又积极和王洪文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以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向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徐景贤带头造反,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还说,“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1 9 6 7 年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文章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以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徐景贤等市委写作班子的造反派时,张春桥说:写作班子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接见了王洪文等人,张说:“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张特别强调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

以徐景贤为头的“机联站”和以王洪文为头的“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1967年1月6日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的文件和发言都由张春桥、姚文元审查过;大会召开时,张、姚在他们秘密住处收视实况转播。在这次大会上陈丕显、曹荻秋被揪到台上去,还有上海数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大会宣布三项通令: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从这一天起,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就实际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的手里。

中央肯定和赞扬了上海的夺权。《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1967年1月16日转载)说:“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九大政治报告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夺权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全国各地,到处组织繁多,派别林立,对要打倒的权力,往往是争过来,夺过去。上海也是这样。1月6日,上海夺权后,还经过多次反复,诸如,1月15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夺权;1月22日“上三司”的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的夺权——实际上是“夺印”,夺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十个区的区委和区人委等23个单位的大印。“夺印”并不等于夺权,但夺了印带有很大的危险性,要是有人在出国护照上盖上钢印,可堂而皇之地跑到国外去;对此,张春桥、姚文元十分担心。他们想方设法做“红革会”的工作,要他们把印章交给上海警备区,再由警备区交回各单位,并提出召集上海各造反派开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以及新的政权机构形式和组成问题。经过曲曲折折的争斗,上海的“新”政权才初步稳定下来。

夺权后,“新”政权采取什么组织形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春桥、姚文元曾经多次称赞过“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和“上海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样的机构,认为它们实际履行了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在12日举行的欢庆中央贺电(指1967年1月1 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上,曾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倡议》,其用意就是想以各群众组织的联络站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这时又传来了最高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显然各群众组织联络站的形式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它不能成为新政权的组织形式。

怎么办?1967年1月底,以徐景贤为首的各造反派在起草夺权宣言时,想到了巴黎公社,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写出后,即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1 9 6 6 年8月21日《红旗》发表《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

这个宣言的起草,显然是受到毛泽东的话和中央文件的启发。毛泽东曾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第九条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又说:“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第11期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叫做《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文章指出:“九十五年以前,法国工人阶级以冲天的革命精神,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宣布,一切领导者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它要求被选出来担任公职的人员,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而不是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的官僚政客”。“巴黎公社还规定,当选的公社委员同一切公务人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等。徐景贤等人起草的上海夺权宣言所讲的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和原则,同上面中央文件和中央刊物上引述的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和原则一模一样。

2月3日(请注意这个日子!)凌晨,张春桥和姚文元召开了各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张春桥一到场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你们紧急请来,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们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急着马上就开成立大会,这种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新的政权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在这个权力机构里,光有你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还不行,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级的干部都没有‘解放’,那么,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们的机构里还要有军队的代表,驻沪的陆、海、空三军究竟派谁来参加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呢?他们三军的领导机关还得商量一下吧!”姚文元接着说:“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的大事,我们还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报告。再说,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成立大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张春桥说:“是呀,我们还应当发表一个像样的宣言,现在宣言的初稿写出来了,可是我和文元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想要仔细推敲修改一下……还有,成立大会上各方面的代表要发言,我们也要讲讲话,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我建议成立大会是不是推迟几天?”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说:“上海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的事,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见大会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众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许多人都主张趁热打铁,最后张春桥一锤定音:1967年2月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

上海市民散发喜报,庆祝革命造反派夺权

2月5日下午,上海一百万人参加了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在大会上致辞,说:“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姚文元发表演说,称:“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大会宣读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会后,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游行队伍穿街过巷来到上海市府大厦。“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被摘下来,用铁捶砸碎,丢到火里烧掉,接着挂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

1 9 6 7 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上海街道到处贴满了“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等拥护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标语。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经过张春桥、姚文元“仔细推敲和修改”的宣言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他们把徐景贤等人用的题目《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副题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其内容摘引几段: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使用“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源头不在上海,而在北京

上一节在写到“2月3日”时,我说“请注意这个日子”。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日子清楚地表明,在“上海人民公社”问题上,张春桥、姚文元那时的“胆量”和“迫切心情”(说什么“把你们紧急请来”,“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云云)完全是基于北京的信息。谓予不信,且看事实。

1967年1月29日,陈伯达将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写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送毛泽东审阅。1月30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卅日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的批语,将社论的内容告诉了张春桥,还说:毛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并且,这篇社论,虽然《红旗》杂志第三期2月3日出版,但《人民日报》1月31日就提前转载了。在2月3日之前,这篇社论的内容,张春桥不仅听陈伯达电话里说过,无疑也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关于公社问题的有关内容抄录几段如下:

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一些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在这里,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新东西,来代替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东西。而绝不能只是把权接过来,一仍旧章,按老规矩办事。

去年六月一日(确切地说,是8月4日——笔者注),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作者之一王力,1967年1月31日(即《人民日报》提前转载这篇社论的日子),在人民日报同编辑人员谈到“公社”问题时说: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

这就是当时北京关于“公社”问题的意见和宣传情况。张春桥是按照《红旗》杂志的社论去做,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说的观点去做,何以叫做“先斩后奏”?

废止“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新”政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立即遇到了谁也想象不到的麻烦。上海夺权的前台指挥、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九届和十届中央委员的徐景贤,回忆当时情况说:

第二天(即1967年2月6日——笔者注),我们这些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就进入外滩大厦办公。可是,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只有上海的地方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天天在大肆宣传。于是,社会上的流言多起来了:“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中央不批准。”“毛主席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当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所以不发消息。”……我心里当然明白不是这些理由,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我对张春桥、姚文元说:“黑龙江省夺权以后,成立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很快发了消息,还配了祝贺的社论,新华总社又转发给全国报纸刊登,为什么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他们没有发?”张春桥、姚文元不回答我。又过了几天,上海街头出现了《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张春桥、姚文元也坐不住了;2月11日,张春桥把我单独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告诉我说:明天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汇报关于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张春桥再三叮嘱:这个行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我们。

徐景贤这个回忆很生动,很具体。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对成立公社的态度和看法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一些中央负责人和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个问题即“公社”问题的一些说法中看出来。

1967年2月1日,戚本禹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和北京市公安干部时说:最近正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筹备,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它。现在中央文革在讨论,由谢副总理负责。可是过了12天,即2月13日,戚本禹给聂元梓、蒯大富打电话说:大联合组织,是否用北京公社的名义,希望你们商量一下。

2月10日,谢富治与三司等群众组织座谈时说:(各造反派)要成立一个过渡式的统一组织……上海起了一个人民公社,《人民日报》就没有发表,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

同样也是2月10日,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在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群众组织时仍然说: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报》里有句话,不知道你们注意了吧!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又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12-18日),毛主席三次接见他们,关于“公社”问题的主要内容,张春桥在上海的群众大会上是这样传达的: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许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

这是毛泽东关于公社问题的新态度新看法。这个变化,无疑是理智的、积极的。顺便说一句,关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消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作报道,其原因也在这里。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明确地指出:

(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1 9 6 7 年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指出: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到这时,“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也就被废止了。2月5日成立时被欢呼为“万岁”的“上海人民公社”,存在仅仅18天,就寿终正寝。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为上海新政权的组织形式。

笑剧收场,教训永志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人们不难看出,也不难相信,在“文革”中被反复宣传的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精神,也是这样一幅活灵活现而又莫名其妙的漫画。

1871年3月产生的巴黎公社无疑是一次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它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英勇精神;它富有创造性,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创造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一种形式;它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原则永存!至今尚存的巴黎公社墙还是世界各地劳动人民瞻仰的圣地。

在95年后,即1966年、1967年我们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宣传巴黎公社,并仿效巴黎公社,情况又怎样?当毛泽东8月4日刚刚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不久,即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刘少奇就在天安门城楼上跟人说,他“自己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十年“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可以概括为“三全”,即:“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三全”是“文革”内乱的根源,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距离马克思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文革”中关于公社的理论和实践是“三全”的重要内容,起了极坏的作用,教训沉痛。

第一,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宣传什么“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理论。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说,25年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必须做出唯一修改的地方,就是经过巴黎公社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我们在“文革”中使这个观点的宣传泛滥成灾,其目标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朝向臆造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的各种权力。试想,在“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还有各部门、各系统的权力,有哪一个地方不受到滥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论调的危害和破坏?多少干部被迫害死了,多少机关和组织瘫痪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没有一处安静的地方,即使中南海里也不安静。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宣传“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调(顺便说一下,还有制造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政治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其危害不容低估,其流毒必须肃清。

第二,党内民主本来是党的生命,在“文革”中遭到肆意践踏。这一点,在“公社”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无论“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使用还是废止(再强调一次,同提倡相比,废止还是对的,是改正一种具体错误的表现),都没有经过集体的决策。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叶剑英曾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党内民主遭到破坏,既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浩劫和种种灾难的重要原因。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党的生命,这是用无数共产党人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真理,保证再不使它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损害,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庄严责任和神圣义务。

第三,巴黎公社和对待巴黎公社本来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我们在“文革”中却变成了处处成立公社。须知这决不是尊重公社,而是开公社的玩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把它变成笑剧。其原因在哪里?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我们忘记和违背了科学,就在于我们忘记和违背了民主,还有,就是忘记和违背了法治。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讲加强和提高执政能力时,总结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消说,这三条最重要、最根本的执政理念,无疑也内在地包含了我们把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精神变成笑剧的教训。今后,我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千万不要忘记科学,千万不要忘记民主,千万不要忘记法治。无数事实证明,这三个千万不要忘记,是成功之道,是万全之策。让我们在这个三个千万不要忘记方面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