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徐向前身体状况稍好些，他就是毛主席心中的“救火队长”最佳人选！

1948年春，山西临汾城下，徐向前面对的并不是一座普通城池。守军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攻城部队又缺少重武器，战事迟迟没有突破。此时的徐向前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仍坚持到前线察看地形、调整部署。有人劝他多休息，他只说：“仗打到这个时候，不能只在后方听报告。”

这句话，恰好说明了徐向前的用兵特点：不靠声势压人，也不靠冒险取胜，而是善于在混乱局面中抓住关键，把一支并不占优势的部队逐步拧成一股绳。

徐向前成名很早。红军时期，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负责指挥数万人的战略行动。那时，许多后来声名赫赫的将领，尚在较低层级担任职务。徐向前的军事才华，确实具有很强的统筹性，尤其擅长在兵力、装备处于劣势时寻找突破口。

遗憾的是，个人经历和身体状况，限制了他后来施展才能的空间。西路军失利后，徐向前受到很大冲击，长期患病。抗日战争后期，他没有像彭德怀、林彪那样持续担任大兵团主官；解放战争初期，也有相当长时间在延安养病。这不是能力不足，而是身体和历史环境共同造成的缺憾。

1939年，山东抗战的局面出现波动。陆房战斗之后，部队在指挥、补给和协同方面都暴露出问题，山东又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重要区域，日军不断发动“治安强化”行动，根据地承受着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徐向前，任命他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负责加强山东地区各部队之间的统一指挥。徐向前到达后，没有急于求成，而是从整顿指挥关系、明确作战区域和加强基层组织入手。

有干部曾担心部队基础薄弱，徐向前的回答很直接：“队伍要打仗，也要发展，不能只盯着一场胜负。”这不是一句空话。山东抗战最需要的，正是把分散力量变成持续作战能力。

在山东期间，他重视根据地建设，也重视部队训练和干部配备。山东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入鲁部队之间的协同逐渐加强，部队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武装与主力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徐向前停留时间并不算长，却为山东抗战力量的整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1年前后，徐向前因病离开山东。一次“救火”就此中断。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华东战场出现复杂局面时，毛泽东又考虑过让他前往山东。泗县战斗失利后，山东、华中和两淮方向各有任务，部队之间缺少统一的军事重心，陈毅承受着很大压力。

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准备派徐向前到山东，负责鲁南前线指挥。这一安排的用意很清楚：不是否定原有将领，而是希望借助徐向前的统筹能力，把几股力量重新理顺。

后来，陈毅与粟裕等人逐步调整部署，华东战场的指挥关系和作战节奏得到改善，徐向前赴鲁的计划没有真正落实。这个插曲却说明，毛泽东把徐向前看作一名能够处理复杂局面的将领，而不仅仅是某一支部队的指挥员。

真正让这种能力充分展现的，是山西作战。阎锡山经营山西多年，拥有严密的地方统治体系和较强的军事组织能力，太原及其周边工事坚固，守军又熟悉地形。要攻克这样的区域，不能只凭兵力优势，更要靠连续不断的组织、补给和攻坚能力。

1947年至1949年，徐向前担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先后指挥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等战役。部队起点并不高，装备也谈不上优越，但徐向前善于集中兵力、分割据点，再逐步扩大战果。

临汾战役中，攻城部队面对坚固防御，作战一度十分艰苦。徐向前没有因为久攻不下而贸然投入全部兵力，而是反复研究突破位置，组织坑道作业和重点爆破。城防被打开后，部队迅速突入，战局很快发生变化。

晋中战役则体现了他的另一种本领。面对阎军分散据守的态势，徐向前没有平均用力，而是抓住交通线和机动部队，迫使对手不断调动。战役规模扩大后，山西战场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解放军一方。

太原战役持续时间较长，攻坚难度更大。徐向前身体状况反复，不能始终像年轻将领那样连续工作，但他仍通过电报、会议和前线报告掌握战局。太原最终于1949年4月24日解放，山西主要战事由此落幕。

徐向前的特殊之处，正在于他常常被放到最棘手的位置：部队不够强，关系不够顺，任务又不能拖。他未必每次都能亲自上阵，却总能在关键处把指挥体系、战斗意志和作战方法重新连接起来。

毛泽东多次考虑让徐向前承担这样的任务，并非偶然。红军时期的早期经历，使他具备指挥大兵团的经验；长期病痛，又让他的军事生涯留下许多空白。若身体条件允许，他本来可能在更多战略方向上发挥作用。临汾城破、晋中局定、太原攻克，正是这位“救火队长”留下的几处硬仗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