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7年，长沙，黄克诚和周惠向杜修经发出邀请，希望他到省委工作，担任省委观察员，享受省委常委待遇。对一位革命资历深、又熟悉湘赣边界斗争的人来说，这个安排并不轻。但杜修经没有答应，只说自己情况特殊，还是留在原地更合适。
这份“特殊”，并非普通的个人顾虑。1928年井冈山斗争中的一次决策，使他的名字被毛泽东写进了《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批评的，不只是某个人的判断，更是一次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的军事行动。
事情要从一封信说起。
1928年5月下旬，杜修经第三次向井冈山进发。此前，他两次出发都因敌情受阻：一次在南坑附近遭遇团防队，另一次在莲花被国民党军清乡时被捕，后来趁乱脱身。第三次，他在交通员护送下抵达茅坪，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
当时，杜修经是湘东特委书记兼安源市委秘书。湖南省委派他上山，一方面传达省委意见，另一方面了解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看过来信后，赞成建立稳固根据地，还当面提出：“把修经同志留下来，办红军大学，请他当校长。”
杜修经心里愿意留下，却没有立即答应。他解释说：“这次是来汇报情况的，回去还要向省委报告。下次再来，一定争取留下。”这次会面气氛融洽，朱德还向他讲了不少军事问题。遗憾的是，杜修经返回安源后，汇报的重点放在军队状况和领导分工上，对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经验谈得不够充分。
湖南省委据此判断，红四军在井冈山处境困难，湘南群众基础较好，便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1928年6月底，杜修经再次来到边界，带来了省委的具体指示。此时，红军刚在永新龙源口取得胜利，战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
6月30日，杜修经赶到永新，参加军委、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他知道省委命令可能已经不合时宜，开口便说：“我只是来传达决定的，这个决定和当前情况未必完全相合。”可是，命令既已带到，会议最终仍围绕是否转往湘南展开争论。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红军内部。红二十九团许多官兵原是湘南农军，井冈山生活艰苦，部分人思念家乡，甚至出现离队现象。部队向郴州推进后，7月24日攻入郴州，却遭到范石生部反击。红军苦战不利，被迫撤出，红二十九团随后发生严重涣散，损失极大。
杜修经后来向毛泽东承认：“这次到湘南，没有搞好。”毛泽东没有严厉斥责，只说了一句：“当时你们要是不走就好了。”这句话很轻，却点出了问题核心：战场上的判断，不能只看上级命令，也要看部队状态、敌我力量和根据地条件。
红军撤回途中，王尔琢又因追赶叛逃的袁崇全而牺牲，部队遭受连续打击。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时，点名批评杜修经和杨开明“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发展的命令。对杜修经而言，这个名字从此与“八月失败”紧紧相连。
但责任并不能全部压在他一人身上。李维汉后来评价说，如果朱德、陈毅不同意，杜修经不可能单独把部队拉走。红二十九团自身的成分、情绪和纪律问题，也在失败中起了作用。杜修经是执行者，也是判断失误者，却不是全部后果的制造者。
此后，他与党组织几度失去联系。1929年返回上海后，他曾奉派寻找贺龙部队，却因交通线遭破坏未能完成任务。抗战时期，他又与新四军及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被安排到国民党军第七十军开展工作。1946年后，由于组织规定和环境变化，他再次与党组织中断联系。
1949年后，杜修经重新参加地方工作。1957年面对黄克诚、周惠的邀请，他想到自己曾被毛泽东在文章中点名，也清楚自身党籍经历复杂，最终没有赴长沙。1985年8月，经中央批准，他恢复了党籍。1998年接受采访时，他仍能清楚讲述井冈山时期的细节。2007年11月13日，杜修经在湖南文理学院去世，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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