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人与贺老总既是搭档又是挚友，如果不牺牲，那会是什么军衔呢？

1933年春，湖北洪湖，段德昌被关押后仍在设法传递消息。这个29岁的红军将领，曾让敌军多次围剿无功而返，却没能走出肃反的阴影。命运在这里突然转弯，也留下了一个后来常被讨论的问题：如果周逸群、段德昌、关向应都活到1955年，他们会获得什么军衔？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三人的职务，还要看他们在革命队伍中的资历、所处位置，以及后来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军衔评定从来不是单凭一次战斗决定，而是对长期贡献和领导能力的综合衡量。

贺龙与这三人的关系，并非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南昌起义后，贺龙没有离开革命队伍，而是转赴湘鄂西寻找新的立足点。那里交通复杂，地方武装众多，部队补充困难。要把一支失去稳定后方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既需要能打仗的人，也需要懂组织、善于发动群众的人。

周逸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逸群出生于1896年，贵州铜仁人。青年时期，他参加过反帝反军阀活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只长于战场指挥的将领不同，周逸群既能做政治工作，也有较强的军事组织能力。

他与贺龙共同开辟湘鄂西地区时，经常深入乡村，宣传革命主张，组织农民武装，帮助红军建立地方基础。贺龙负责整合部队和指挥作战，周逸群则在组织建设、群众工作和政治动员方面补上关键一环。两人一个善于统兵，一个长于组织，配合得十分紧密。

有一次，贺龙曾对身边人说：“部队要站住脚，光靠打胜仗还不够。”周逸群接过话头：“得让老百姓知道，红军为何而战。”这几句话虽简短，却说明了湘鄂西根据地能够形成的原因。

1931年，周逸群从洞庭湖特区返回江北途中遭到敌军伏击，牺牲时年仅35岁。红二军团成立后，政委一职后来由其他重要干部担任，其中包括许光达这样的军事骨干。若周逸群能够继续工作，他很可能会在军队政治领导和根据地建设领域承担更高责任。

就1955年授衔的标准而言，周逸群具备担任方面军或大兵团政治领导人的潜力。把他推测为大将，是相对稳妥的判断；若其后来进入更高层级的军政领导岗位，也不能完全排除更高军衔的可能，但直接断言为元帅，证据并不充分。

段德昌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1904年出生于湖南南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受过较系统的军事教育。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因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被国民党方面排斥。对他而言，这反而使选择变得明确。

段德昌不仅善于作战，也重视战术研究和部队训练。1928年以后，他参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设，并在洪湖地区组织和指挥反“围剿”作战。红军将士称他为“常胜将军”，并非只因为宣传，而是因为他确实多次以弱击强，保存并扩大了根据地力量。

段德昌有一项容易被忽视的贡献，就是培养和影响了一批干部。彭德怀早年参加革命，也曾受到段德昌的帮助。这样的人如果继续成长，未必只是一名战区指挥员，还可能成为红军高级军事教育和作战指挥体系中的核心人物。

1933年，段德昌在肃反中被杀，年仅29岁。这个年龄本来正处于军事生涯上升期，因此他的最终军衔最难简单判断。按照当时的职务、战绩和发展空间看，授予大将较为可信；若能经受长期战争考验，成为元帅候选人，也有一定依据。不过，“必定是元帅”的说法，还是过于绝对。

关向应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将领。

他1902年出生于辽宁大连，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关向应被派往湘鄂西，担任湘鄂西分局委员，并兼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与贺龙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贺龙熟悉军事指挥，关向应擅长政治统筹和部队建设，两人之间的配合，后来延续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红二方面军成立后，关向应长期担任重要政治职务。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与贺龙共同领导晋绥地区的抗日武装建设。许多重大决策中，贺龙负责军事推进，关向应负责政治整合，二人彼此信任，关系早已超出普通同事。

关向应曾对贺龙说：“只要部队和群众拧成一股绳，困难总能过去。”这不是空泛的表态，而是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实际经验。

遗憾的是，长期艰苦战争损害了关向应的身体。1941年后，他因病离开前线，1946年在延安逝世，年仅44岁。若他能够活到1955年，凭借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资历，至少具备授予大将的条件。更进一步看，他曾担任大兵团政治委员，且长期与贺龙共同主持重要战略区域，若健康状况允许并继续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授予元帅也存在合理可能。

三人的假设军衔因此并不完全相同。周逸群大将最为稳妥，段德昌大将至元帅之间取决于后续资历，关向应则最接近元帅级别。只是历史没有假设，1931年至1946年间的接连离世，使他们没有机会走到1955年授衔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