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月，贵州乌江江界河渡口，何涤宙面对水深流急的江面，和工兵连一起为中央红军寻找架桥办法。纸面上的条令很快被现实击穿：没有器材，河底光滑，竹木扎成的桥排几次被急流冲散。渡江时间不能拖，架桥却似乎无从下手。
何涤宙并不是一名普通教员。他曾就读黄埔军校第二期，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参加红军后，他进入红军大学任工兵教员，专门讲授苏军战斗条令以及架桥、筑路等技术。这个经历，使他在红军队伍中显得颇为特别。
红军干部中，能打仗的人不少，真正熟悉工程技术的人却不多。长征途中翻山越岭固然艰苦，渡江过河更是生死关口。何涤宙的本领，恰恰用在了这些不起眼、却直接关系部队存亡的地方。
乌江架桥时，他和谭希林提出办法，用竹篓装满石块，再将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交叉固定，沉入河底作为锚。这个办法谈不上精巧，却适合当时的材料条件。桥桩稳住后，浮桥终于向对岸延伸，中央纵队和各部队得以迅速渡江，向遵义方向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段经历，宋任穷、萧劲光、耿飚等人的回忆各有侧重。有人称他为工兵专家，有人记作“何迪宙”或“何笛宙”，也有人觉得他过于依赖书本。名字虽有出入，架桥这一事实却在多份回忆中彼此印证。
耿飚回忆，何涤宙曾翻查日本、英国的工程资料，认为流速过快的河面难以架桥。耿飚对他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这句话道出了长征的特殊处境：许多任务没有充分准备，也没有退路，只能在极短时间内把“不可能”变成可行。
何涤宙留下的文字，并不全是战斗场面。收入《红军长征记》的《遵义日记》，写的是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后的十天生活。作者记得逛街、吃饭、看篮球比赛，也记得住进大房子、参加晚会。那些细节看似琐碎，却让长征中的红军官兵不再只是战场上的符号。
他写到红军战士进饭馆吃辣子鸡丁，几个人凑钱付账；也写到遵义群众围观朱德、毛泽东，猜想这两位红军领导人究竟是什么模样。文中甚至有这样的调侃：“毛主席原来是个白面书生。”口吻轻松，背后却映出红军进入城市后秋毫无犯、军民相处较为融洽的情形。
这篇日记还有一层价值。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会议期间的核心决策涉及党的军事领导和战略方向，但普通官兵未必知道上层讨论的全部内容。何涤宙没有刻意铺陈重大会议，只写身边所见，反而保留了历史现场的生活质感。
长征结束后，何涤宙继续留在红军教育系统。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建红军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何涤宙担任教务部主任。一个参加过长征、熟悉军事工程、又有旧军队经历的人，能够进入这一岗位，说明他的能力得到了组织认可。
然而，关于他的记载很快变得稀少。萧劲光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何涤宙曾以治病为由前往武汉，后来没有返回队伍。这个说法流传较广，但细节并不完整：他何时离开，因何离开，之后去了哪里，现有材料都没有给出确定答案。
“不辞而别”四个字，留下的解释空间太大。何涤宙已经走完长征，并在红军大学担任重要职务，若仅凭一条回忆便断定其主动脱离，证据显然不足。也可能是疾病、交通阻隔、身份变化，甚至战乱中的失联，导致他的经历没有被完整记录。
遗憾的是，能够确认何涤宙的材料，大多集中在他参加红军和长征期间。关于他的出生地、出生年月、家庭情况，乃至离开队伍后的生活，史料几乎没有形成闭合线索。于是，一个在乌江边解决架桥难题、在金沙江和大渡河沿线发挥技术作用的人，逐渐只剩下几处姓名和几段回忆。
1942年11月，《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印行，《遵义日记》因此保存下来。它让后人看见了何涤宙的性格、知识和生活趣味，却没有回答他最终去了哪里。历史留下了功绩，也留下了空白；而这段空白，至今仍缺少能够坐实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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