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张纸的背后，牵动着蒋介石、毛人凤，也牵动着戴笠一家人的命运。蒋介石原本要求把戴笠的儿媳妇和孙辈接到台湾，事情办成后，他却发现少了一个孙子，顿时十分不满。
问题并不在于郑锡英不愿意走，而在于当时的手续实在复杂。她带着三个儿子生活在上海，两个女儿则托付给旧日保姆汤好珠照料。要离开大陆，既要办理户籍变动，又要先设法前往香港，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可能让一家人被迫分开。
戴笠去世后，戴家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庇护。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留下的家人很快从权力中心退了出来。其子戴善武后来受到惩处，家中财物也被处理，妻子郑锡英和孩子们只能依靠自己谋生。
郑锡英不是没有吃苦的打算。她带着三个儿子去了上海，住进狭窄的房屋，靠洗衣、做饭和杂务维持生活。钱不够用，孩子又多，日子很快压得人喘不过气。
有意思的是，真正帮她渡过难关的，不是戴笠旧日的部属，而是曾在戴家做过护士长的范娟理。两人过去相识，后来各自离开戴家，生活轨迹渐渐分开。得知郑锡英的困境后，范娟理没有袖手旁观，帮她找了住处，也设法安排了一份工作。
生活刚刚有了起色，意外的安排却从台湾而来。
1953年，蒋介石突然想起戴笠的家人，向毛人凤交代，要设法把郑锡英母子接到台湾。这个决定究竟出于旧日情分，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外界很难确证。但有一点很清楚：这项任务不是普通的接人，而是一场必须谨慎操作的秘密行动。
毛人凤不敢怠慢，随即安排亲信王时旭前往上海。王时旭找到当地人员黄福源，说明来意后，对方却没有立刻答应。
“这件事不好办。”黄福源说，“人要先到香港，户籍和身份都得处理。”
当时，普通人办理迁移手续已经不易，更何况是戴笠的家属。黄福源于是找到负责相关户籍事务的陆秉章，以办理探亲为名，请他协助变更资料。郑锡英被改作“沈凤英”，小儿子戴以宏也改了名字，另外两个儿子仍保留原名。
事情偏偏坏在这个改名环节。出发前核查资料时，戴以宏的新户名出现问题，无法顺利同行。为了不让整个计划暴露，郑锡英只得带着戴以宽、戴以昶先行前往香港，随后再转赴台湾。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关心的却不是行动是否安全，而是为什么只带走了两个孙子。郑锡英一共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两个女儿仍留在大陆，最小的儿子也没有离开。蒋介石因此责问毛人凤，要求说明原委。
毛人凤只能解释手续出了差错。对他而言，戴笠曾经长期压在头顶，如今接送戴家后人，本身就带着几分复杂意味。蒋介石重用毛人凤，却始终没有给予戴笠那样的信任，毛人凤在处理这件事时自然格外谨慎，不敢擅自冒险。
郑锡英到了台湾，物质生活确实比在上海宽裕，不必再为柴米发愁。然而，母亲与子女被分隔两地，生活上的安稳并不能抵消亲情上的缺口。两个女儿留在大陆，那个没有成行的儿子也成了她心中难以放下的牵挂。
多年之后，郑锡英与部分子女重新见面，但小女儿戴璐璐没能等到母女团聚。那场由户籍、身份和秘密转移共同造成的分离，最终没有随着时间自动消失，而是留在戴家人的晚年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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