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林彪、聂荣臻和陈士榘围绕教导营人员失散一事，发生了一场颇有意味的争执。二十多名干部战士突然脱离队伍，去向不明。对一支正在极端困境中行军的部队来说，这不是普通的人员缺额，而是组织、警戒和管理上的严重漏洞。
当时陈士榘担任教导营营长。红军不断转移，沿途道路险恶，粮食和药品都很紧张，队伍还要随时应对敌情。部队走出彝族聚居区后，清点人员时发现少了二十多人。陈士榘立即派人查找，但长途行军已经改变了原有部署，寻找工作并没有立刻得到结果。
消息传到林彪那里，他的反应十分严厉。林彪重视军纪，更重视部队在行军中的完整性，尤其不能容忍指挥员对人员去向不清楚。据回忆材料，林彪当面质问陈士榘：“人怎么会丢了？”陈士榘没有辩解，只表示愿意接受处分。
聂荣臻随后向陈士榘说明了军中的处理意见。处分定为禁闭一个月。这个命令放在平常并不难执行，可那时红军正在长征，部队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根本没有条件把一个干部单独关在屋里。
陈士榘便问：“行军途中禁闭，难道把我留下不走吗？”聂荣臻听后笑了，说：“路照样自己走，只是不能骑马，其他事务也暂时不用你过问。”
表面看，这个处罚并不重，甚至还有人照料饮食。但对一名习惯处理军务的营长而言，不让他参加具体工作，反而是一种难受的约束。陈士榘不能再负责筹粮、警戒和队伍管理，只能在行军队列中默默前进。这种安排，既保留了军纪，也没有让部队在生死关头损失一个有经验的干部。
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处理方式出现了变化。毛泽东了解陈士榘的性格和能力，知道他并非敷衍塞责的人。更重要的是，长征队伍正缺少能够统筹后勤、分析敌情和安排宿营的干部，简单把人闲置起来，未必是最有效的办法。
毛泽东见到陈士榘时，谈到他在行军途中仍然帮助部队出谋划策，便说：“既然想将功补过，就给你一个机会。”随后，陈士榘被安排承担设营和相关管理工作，并协助赵尔陆处理供给事务。所谓“升职”，并不是一次常规的军衔晋升，而是在特殊环境下重新分配职务，让他把能力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陈士榘接手后，很快发现部队长途奔波，休息安排直接影响战斗力。他提出，行军和休息应当交替进行，不能只顾赶路而忽略战士体力。毛泽东听后认为办法可行，部队遂根据实际路况作出调整。对于疲惫不堪的红军来说，这类看似细小的安排，往往关系到人员减员和部队行动效率。
有意思的是，林彪并没有因为陈士榘受罚而否定他的军事才干。两人早在井冈山时期便相识，后来又在红四军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中长期共事。平型关战斗前，陈士榘负责侦察地形，发现山沟之间道路狭窄，适合组织伏击。林彪亲自察看后采纳了这一意见，战斗取得胜利，陈士榘也因此受到重视。
陈士榘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始于更早的革命岁月。1927年秋收起义时，十八岁的陈士榘还是警卫部队中的一名青年战士。起义受挫后，部队处境艰难，毛泽东却没有靠强制手段维持队伍，而是允许部分动摇者自行离开，同时把愿意留下的人重新组织起来。这样的处理方式，使陈士榘逐渐认识到，领导部队不仅要有命令，还要有判断人心和保存力量的办法。
1927年10月，陈士榘在江西宁冈一带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长征和抗日战争，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长征中那次处分，后来并没有成为他军旅生涯的污点，反而成为毛泽东用人特点的一个例子：该批评时绝不含糊，该使用时也不会因一次过失而弃置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长期负责工程建设和军事工程事务。1958年黄河洪峰冲毁郑州铁路桥后，中央研究架设浮桥，陈士榘参与组织工程兵抢修。后来，他又承担特种工程建设任务，参与原子弹、导弹试验基地的建设。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相关基地建设为试验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教导营中二十多人失散，到后来承担国家重点工程，陈士榘经历的并不是一条平直的晋升道路。军纪处分与重新起用同时存在，严格要求和充分信任也并不矛盾。1995年7月22日，陈士榘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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