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12月，溥仪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改造生活。
他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被安排住进了崇内旅馆。
对溥仪来说，生活的变化远比他预想的要具体。从前在宫里，衣食住行都有人伺候，现在他要自己叠被子、排队打饭、学着和别人商量事情。
住进旅馆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两个穿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地址，跑到旅馆楼下，见到溥仪就跪下去叩头请安。
溥仪当场发火，将大红纸信封扔在地上，让他们赶快走。旁边的杜聿明等人把他拉住，才没有闹得更难看。
此事让同住的人意识到，溥仪虽然已经成了公民，但旧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东西，不是一张特赦令就能轻易抹去的。
安顿下来之后，溥仪先被送到北京植物园劳动，杜聿明他们则去了京郊的红星公社。
植物园的工作不重，浇花、除草、卖门票，溥仪做得很认真。
他在那里待了一年左右，之后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从这时起，两人的接触才真正多了起来。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出身，抗战时率机械化部队在昆仑关打过硬仗，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他和溥仪之间没有什么渊源，一个是国民党的将领，一个是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在旧时代几乎不会有任何交集的可能。
但特赦之后，他们成了同事，又都没有家眷在身边，文史专员的工作也不算繁忙，空闲时间便常常一起出去走走。
1960年的一天，杜聿明提议去故宫看看。
溥仪一开始不想去去，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个细节，说溥仪当时有点不想去，沈醉问他是不是怕触景生情，溥仪苦笑了一下，最后还是同意去了。
一行人走到午门口，杜聿明去售票窗口买票，把票递给溥仪的时候，溥仪愣住了。
他问了一句让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的话：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
这句话让杜聿明和沈醉一时愣住了。他们当然知道溥仪和这座宫殿的关系，但售票员不知道这些，照章办事，谁进去都得买票。
杜聿明把票塞到他手里，溥仪没有再说什么，跟着人群走了进去。
进了午门之后，溥仪的话反而少了起来。他走得很慢，眼睛四处看，杜聿明陪在旁边，偶尔说几句。
走到太和殿前的广场上，溥仪停下来看了一会儿，说小时候在这里踢过毽子。再往里走，他的记忆就更具体了，哪里是上朝的地方，哪条路通向哪座殿，小时候在哪个院子里玩过，他都记得清楚。
沈醉后来写道，溥仪在御花园坐下休息的时候被游客认了出来，有人围过来想听他讲讲宫里的事，杜聿明怕人多出乱子，提议早点回去。
从故宫出来之后，一行人又去了景山。
此时的景山已经改造成了公园，普通人都可以进去。他们沿着山路往上走，到了东坡，那里有一棵槐树，旁边立着一块碑，上面写着“明思宗殉国处”，也就是崇祯皇帝自缢的地方。
古树历经数百年风雨，枝干沧桑，见证过明朝覆灭的终局，也见证过后续数代王朝的更迭。
对于其他游客而言，这里只是一处知名历史景点，但对溥仪而言，此处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据沈醉回忆，他在树前站了十来分钟，一直看着那棵树，一句话也没说。杜聿明和其他人在旁边等着，没有催他。
过了一会儿，溥仪走到旁边一块石头旁坐下来，点了一支烟。他吸了一口，开口说了一段话。
他说过去是不会有人让他到这个地方来的，然后又说，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下场大多不好，相比之下，自己能落到今天这个境地，已经很不错了。
说完这些，他没有再继续讲下去。在场的人也没有接话。一棵树、一块碑、一个曾经的皇帝站在另一个末代皇帝自缢的地方，这种对照本身就够沉重的了。溥仪没有把自己和崇祯做更多的比较，他只是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
崇祯皇帝作为明朝末代帝王，接手的是内忧外患的局面，虽有心挽救社稷，最终却无力回天，以殉国的方式收场。
而溥仪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三岁登基，六岁退位，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命运，也从未有机会改变王朝的结局。
他亲历了封建帝制的彻底消亡，经历过傀儡政权的屈辱，经历过牢狱的改造，但最后活了下来，拿到了公民的身份，有了一份工作，每月领工资，住在政协安排的房子里。
同样是末世帝王，同样背负王朝终结的宿命，两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却有着殊途同归的悲凉。
从景山回去之后，溥仪再也没有主动提过去故宫的事。后来有人问起那次游览，他只是简单说故宫变化很大，别的没有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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