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7年4月10日，北京，毛泽东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提到南唐后主李煜，留下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这句话，乍听像是在批评一个失败的皇帝，细品却不止如此。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李煜亡国，便把他的一生一笔抹黑，而是把“作诗填词的才华”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分开来看。
李煜生于937年，原名从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961年，李煜继承皇位，成为南唐后主。那时的南唐，已经不是五代十国初期那个可以纵横江淮的强国，北方的宋朝正在迅速崛起，南唐实际上处在强邻压迫之下。
这层背景不能忽略。
有人把南唐灭亡完全归咎于李煜，认为他只知吟诗作词，不懂治国用兵。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却并不完整。南唐长期奉宋称臣，国力、兵力和战略空间都受到限制。宋灭南唐，是统一趋势与实力差距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一个人的性格便能解释清楚。
南唐旧臣潘慎修曾被宋太宗问及李煜，意思是李煜是否真如后人所说那样昏弱无能。潘慎修答道：“如果他真是无能无识之人，怎么能够守国十多年呢？”
这段话未必足以替李煜翻案，却点出了一个关键：守成与开拓不同，亡国之君也不等于一无是处。李煜缺乏应对强敌的政治手腕，却并非残暴之主。王夫之评价他“无殃兆民”，陆游也说他重视百姓、减轻赋役，使境内得到十多年安定。
毛泽东所说的“辩证地看”，正是要把这些层面放在一起。李煜的问题，不只是性格柔弱，更在于身为最高统治者，却没有建立起与时代危局相匹配的判断力。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历史人物时，把李煜与陈后主、宋徽宗并列，指出他们都能诗能文，却在政治上缺少作为；同时又提到刘邦、朱元璋等出身并不高、文化修养有限的人，能够在复杂斗争中成就大事。
这里的“老粗”，并不是赞美粗疏无知，而是强调实际斗争中的决断、组织和担当。会写文章，不等于会治国；有学问，也不自然意味着能驾驭局势。李煜恰好说明了才情与政治能力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但若因此否定李煜的文学成就，同样失之偏颇。
《虞美人》中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写的是故国覆亡后的追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表面写宫苑变化，实际写的是身份、时代和人生的骤然崩塌。词的语言并不复杂，情绪却一层压着一层，因而流传千年。
李煜前期词作多写宫廷生活，后期作品则明显带有亡国之痛。975年宋军攻破金陵，南唐灭亡，李煜被押往汴京。作为亡国之君，他失去了政治身份，也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控制。978年，他在汴京去世，终年42岁。
关于他的死因，史籍多记为宋太宗赐牵机药，具体过程在后世叙述中不断被渲染，许多细节未必都能坐实。可以确认的是，李煜在亡国之后长期处于受制地位，《虞美人》也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写成，词中“故国不堪回首”的沉痛，并非凭空而来。
毛泽东喜欢李煜的词，却不赞成他的政治选择。早年他曾读李煜作品，也写过具有婉约意味的词。1921年前后所作《虞美人·枕上》，便有“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句子，情绪细密，与李煜词风存在相通之处。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不把婉约与豪放看成彼此排斥。他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自己的兴趣偏于豪放，但并不废弃婉约。也就是说，欣赏李煜的文学造诣，并不意味着认同他的治国方式。
1954年，毛泽东创作《浪淘沙·北戴河》，其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同样是面对历史兴亡，李煜写的是故国残梦，毛泽东写的却是大风大浪中的历史进取。一个沉入往事，一个着眼于改变局势，这正是两种精神气象的差异。
李煜可以被称为“词帝”，却不能被称为成功的帝王。他的悲剧，不在于没有才华，而在于才华没有转化为政治判断；南唐的覆亡，也不能只用“昏庸”二字概括。毛泽东的评价之所以耐人寻味，正在于既指出其“不抓政治”的致命缺陷，也保留了对其文学成就和个人处境的客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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