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抗战时期，北京协和医院一间被封闭的房屋里，数百毫克镭源因保管设施受损而暴露，放射性污染随时可能扩大。杨承宗得知后赶到现场，面对没有防护服、缺少专业工具的困境，他没有等候支援，而是独自进入房间抢修。
那次处理留下了严重后果。杨承宗的右眼受到过量辐射，后来逐渐失明。许多人只记住了他“为原子弹事业弄瞎眼睛”的故事，却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在中国核科学刚刚起步的年代，连最基本的放射化学条件都十分简陋。
杨承宗1911年出生于江苏吴县，父亲在米行做账房，家境谈不上富裕，却尽力让孩子读书。少年时期，他从苏州到上海求学，后来进入大学学习化学。1934年，他进入北平镭学研究所，跟随郑大章从事放射化学研究。
郑大章曾在巴黎居里实验室学习，是中国较早系统研究放射化学的科学家。杨承宗在他的指导下接触镭及其化合物，也由此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那时的中国，放射化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实验设备和标准样品都极为难得。
1936年，杨承宗奉命前往上海筹建实验室，为研究机构南迁做准备。上海沦陷后，他拒绝为日伪政权服务，离开原有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严济慈推荐下，他赴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进修，成为那里少数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
1951年，杨承宗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评审者中包括居里夫人，论文获得认可。临行回国前，他还取得了珍贵的镭标准源。钱三强得知他即将回国，又托人送去经费，请他购买原子能研究所需的书籍、仪器和药品。
这些物资当时受到严格限制，携带回国并不容易。居里实验室方面给予了帮助，杨承宗才将它们带回中国。有人劝他留在法国发展，他的回答很简单：“国家需要这门学问，我应当回去。”
回国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于国内放射化学人才极少，杨承宗既要做研究，又要编教材、建实验室，还要培养学生。他先后在研究机构和高校讲授放射化学，把国外的知识转化成中国科研人员能够掌握的课程体系。
这项工作看似不如爆炸试验醒目，却直接关系到核工业能否建立。铀矿处理、核燃料制备、放射性元素分离，都离不开放射化学。没有一批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原子弹研制就缺少稳定的基础支撑。
1961年，杨承宗被安排到二机部第五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当时的五所人员年轻、设备不足，许多工作只能边摸索边推进。他到任后，带领团队建设铀冶炼生产实验厂，承担核铀原料制备任务。
三年里，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队伍完成了关键工艺，并比原计划提前三个月完成任务。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杨承宗没有站在爆心附近，却参与了那条看不见的原料生产线。
有意思的是，功劳与荣誉并不总能按照同一套行政关系落到个人身上。杨承宗的人事和工资关系一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未正式转入二机部。虽然他在第五研究所承担了重要职务，行政归属却影响了职务晋升和奖励认定。
1999年，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杨承宗没有列入其中，这并不等于他没有贡献，而是说明评定范围、申报渠道和单位归属都会影响一项荣誉的最终名单。把“没有入选”简单说成“功劳不够”，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后来，杨承宗的学生中有人成为院士，也有人长期担任科研和教育工作的骨干。有人替他惋惜，问他是否介意。杨承宗只是笑着说：“把事情做好，别的不用多想。”
196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往安徽合肥，杨承宗随校南下。此后，他继续从事教学与科研。2011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这个选择，和他一生的作风一样，不喧哗，也不绕开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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