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APEC峰会临近，日方首相相关称谓被撤销，高市少见地公开表态，称中国是日本极为重要的邻国

深圳APEC峰会临近，日方首相相关称谓被撤销，高市少见地公开表态，称中国是日本极为重要的邻国

2026年3月初，深圳大鹏新区举办了一场外事礼宾礼仪工作培训。参加的人包括万豪、格兰云天等重点酒店的涉外服务人员，还有民宿协会、山地运动协会的负责人，以及文旅、公安、交警等部门的外事相关同志。

培训内容围绕国际礼仪通则、外事接待规范、礼宾位次安排、跨文化沟通技巧展开。市委外办主任在动员讲话中说得很明白，2026年APEC会议在深圳举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既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更是一份光荣的责任担当。

这场培训看起来只是一次常规的业务学习。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它传递出的信息很清晰——深圳正在为11月18日至19日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全面准备，礼宾位次安排被列为核心培训内容之一。

而在北京，另一件事也在同步发生。

2026年4月10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这份年度外交文件里，关于中国的表述从上一年的“最重要双边关系”被调整为了“重要邻国”。这个措辞上的变化，是日本自己先做的。

共同社在报道这条消息时指出，措辞调整反映了因首相高市早苗围绕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而急转直下的日中关系。

高市早苗在2025年11月7日的国会答辩中说了什么？她当时表示，台湾若发生紧急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日本在任首相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将台海冲突与日本出兵直接挂钩。

中方的反应来得很快。2025年11月之后，中方在正式表态中不再称高市为“日本首相”，改用了“日本执政当局”和“日本现职领导人”。

但这个降格过程并没有停在“执政当局”这一步。

2026年9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开始使用“日本现政权”来指代日本政府。又过了一周，9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嘉昆在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关于核武器的言论时，提到了“高市早苗”四个字，前面没有任何头衔。外交部官网当天发布的中文通稿，同样没有加上任何称谓。

日本方面很快做出了反应。日本外务省新闻官北村俊博在10月7日证实，已就此事向中方提出正式交涉，强调尊重国家领导人是基本国际礼仪。香港《星岛日报》的评论说，中国外交部向来字斟句酌，此举并非口误，而是对日本外交的“降级”。

一个称谓的变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在APEC的框架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具体。按照APEC的规则，东道主有责任向各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发出邀请。中方不会因为高市一个人就破坏这个机制性义务。邀请函大概率还是会发出。但“邀请”和“待遇”之间，隔着一整套礼宾安排的操作空间。

APEC领导人合影的站位，通常遵循“以右为上”的原则，东道主领导人站在中间，右边是下一届东道国的领导人，左边是上一届东道国的领导人。其余领导人的排列顺序，东道主有相当的裁量权。

2024年秘鲁APEC峰会上，各领导人按经济体英文名称的首字母顺序排列，中国领导人站在东道主右侧，美国总统拜登则站在了后排靠边的位置。

如果高市早苗来到深圳，她在合影中的位置，她在会议期间的互动安排，她有没有双边会晤——这些细节，在她登上赴华专机之前，就已经在东道主的礼宾方案里有了答案。

日本方面当然希望在APEC期间实现高市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会晤。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在接受共同社专访时说过，要改善当前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并强调将为在APEC首脑会议之际促成日中首脑会谈“尽最大努力”。

但据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先前争取安排高市在APEC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会晤，遭到了北京的拒绝。中方转而提议安排高市与国务院总理会面，但东京已表明不会接受以会晤总理取代与中国领导人的对话。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估是，中日领导人在深圳正式会晤的空间“相当有限、且可能性几乎为零”。

高市本人对此的表态很谨慎。10月1日她在日本电视节目中被问及是否会在APEC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对话，她的回应是不便预判，但会切实保持沟通，并从日本国家利益角度冷静妥善应对。

四天之后，10月5日，高市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这是9月17日日本内阁改组、极右翼政党维新会议员首次进入内阁后，高市政权在国会的“首秀”。

在对华关系部分，高市说了一段被日媒广泛引用的话。她说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双方即使存在一些课题，也有长年累积的关系，日本将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重要邻国”这个表述，在日本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并非首次出现。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已经把中国从“最重要双边关系”调整为“重要邻国”。高市在施政演说中使用这个措辞，等于是把这个降级后的定位搬到了国会讲台上。

但她紧接着又说，关于东海和南海的各种问题、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施压措施，该主张本国立场的就明确主张，并强烈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围绕共同课题加强沟通，推进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

中国国际电视台的评论认为，称中国为“重要邻国”的风险在于，这听起来不像是一种真正的战略承诺，而更像是为一种本质上对抗性的政策提供修辞掩护。

高市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样的表态？日本经济界的态度可能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

由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一把手率领的经济界代表团，原定2026年1月访华，计划1月20日至23日访问北京。但因为中方未就接待事宜作出明确答复，行程被延期。到了10月，日本经济界代表团拟于明年3月访华，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从1月到明年3月，中间隔了14个月。

日本经济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程度，是理解这种焦虑的关键。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顾问斋藤润指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氧化镧、氧化钇的对华进口依赖度分别达到100%和94%。

2026年1月至6月，日本镝的进口量仅为13吨，与2024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82%。其中1月、2月、5月和6月这四个月，来自中国的进口为零。同期钇的进口量降至204吨，同比下降74%，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大和综合研究所的测算显示，如果日本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3%至3.2%，约7万亿至18万亿日元，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高市在施政演说中提到“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被外界理解为一种战术性的措辞调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奇聪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指出，当前高市既需要回应国内经济界修复同中方经贸往来的诉求，又想避免其保守派基本盘产生不满。

而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权力基础，恰恰依赖于右翼选民的支持。

2023年底自民党曝出“黑金”丑闻后，岸田派、安倍派等主要派阀相继解散，唯一存续的麻生派迅速成为高市最关键的支持力量。麻生派负责组织票源以及提供人脉网络，原安倍派则输出意识形态合法性。

高市长期被视作安倍晋三保守路线的直接继承者，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获得原安倍派议员的广泛支持。但她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指出，高市党内根基薄弱，高度依赖派系支持，人事安排必须兼顾党内派系平衡。

9月16日的自民党高层调整中，麻生太郎留任副总裁，麻生的妻弟铃木俊一继续担任干事长。萩生田光一、西村康稔等原安倍派成员也都留任党内要职。同一天，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首次入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人进入内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从“阁外合作”升级为“阁内共治”。

维新会在修改宪法第九条等问题上比自民党更激进。有专家指出，维新会成员进入内阁决策圈，会持续推动安保、扩张、修宪等相关议程，加速日本政坛的整体右倾。

与此同时，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正在下滑。2025年12月，高市内阁支持率曾达到67%的峰值。到2026年7月，时事通信社的民调显示支持率已跌至49%，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则升至25.2%。读卖新闻7月底的民调更是显示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至57%。

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只谈修宪不顾经济和民生”。而稀土供应的持续紧张、经济界访华行程的一再延期、中日首脑会晤的无望，这些后果正在转化为日本国内的政治压力。

回到深圳APEC峰会的礼宾安排上。东道主手中的主动权，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操作环节中：集体合影时站在哪个位置，有没有双边会晤的日程，欢迎仪式的规格如何，会议期间的茶歇和走廊里有没有人主动走过来交谈。

一个在官方通稿中被去掉了头衔的政治人物，来到深圳之后，会发现自己在合影中的位置、在会场里的互动机会、在双边日程表上的有无，早在她出发之前就已经被安排好了。

高市在施政演说中说中国是“重要邻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重要邻国”的分量，不在演说稿的措辞里，而在深圳那张合影上找到的那个坐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