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5月27日，四川江津一处简陋居所内，陈独秀病情突然恶化，潘兰珍守在床边，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那时的陈独秀，早已不是当年主持《新青年》、站在时代风口的人物。他年过六旬，身体患有多种疾病，生活也相当拮据，靠写文章和友人接济维持日常。
潘兰珍比他小29岁。两人的结合，既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安稳的家底，却在动荡年月里，逐渐变成了一种相互依靠的关系。
陈独秀一生有过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高大众，是家中长辈为他安排的传统婚姻。陈独秀后来接受新式教育，投身社会变革，两人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感情也随之冷淡。
1901年前后，陈独秀东渡日本求学。临行前，他曾向妻子索要首饰换取路费，却遭到拒绝。高大众担心丈夫在外惹祸，劝他安分守己。陈独秀对此十分不满，夫妻之间的裂痕也由此加深。
后来，陈独秀与高大众的妹妹高君曼走到了一起。高君曼受过新式教育，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和选择。两人共同生活多年，高君曼也曾在陈独秀从事报刊和政治活动时承担家庭压力。
只是，理想和婚姻并不是一回事。长期劳累、疾病困扰以及感情矛盾，使高君曼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影响。1931年，高君曼病逝，陈独秀的人生也进入了更加艰难的阶段。
那时上海局势紧张，陈独秀曾使用化名生活。潘兰珍出身贫寒，早年便在上海谋生，后来与陈独秀相识。她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做家务、料理生活，也愿意听陈独秀谈读书和时局。
有意思的是，潘兰珍起初并不知道“李先生”的真实身份。她只觉得这个年长的男人学问很深，性情有时严厉，有时又颇为温和。陈独秀教她识字，她则为他洗衣做饭，二人在日常相处中建立了感情。
1932年，陈独秀被捕。这个消息传到潘兰珍耳中时，她才知道，自己共同生活的丈夫，正是报纸上那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陈独秀被捕后，潘兰珍没有离开。她返回上海，整理并保存丈夫的文稿、书信和照片，尽量避免这些材料落入他人手中。后来陈独秀被判处有期徒刑，她又往返于家中与监所之间，设法照料他的饮食。
1933年4月，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判决下来后，他明白自己未必能够顺利出狱，便劝潘兰珍另找生活出路。潘兰珍没有接受，仍然想办法照顾他。
“你还年轻，不要把一生困在这里。”
陈独秀这样劝过她。
潘兰珍的回答很简单：“我既然跟了你，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社会各界要求释放政治犯，陈独秀在1937年获释。出狱以后，他与潘兰珍在武汉共同生活，后来因战事转移到重庆，最终定居江津。
1939年，周恩来到江津探望陈独秀，并转达了邀请他前往延安的意思。陈独秀对过去的政治分歧仍有自己的判断，没有接受这份邀请。周恩来临行前留下了一些钱，希望帮助他们维持生活，陈独秀却坚持不肯收下。
这件小事，能看出他的性格。即使生活困窘，他仍不愿把个人困难同过去的同志关系混在一起，更不愿接受自己认为不该接受的钱。
晚年的陈独秀身体每况愈下，患有心脏、肠胃等方面的疾病。江津生活条件有限，药品也不充足，潘兰珍只能在身边照料，遇到病情发作便四处请医。
1942年5月，陈独秀因病连续昏倒。潘兰珍整夜守候，端水、煎药、请人诊治，几乎没有时间休息。病痛之中，陈独秀对她说：“这些年跟着我，你受了不少苦。”
潘兰珍没有责怪，只说：“只要先生不嫌弃我，我就知足了。”
陈独秀清楚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太久。他没有要求妻子守节，也没有把自己的名声变成约束潘兰珍一生的枷锁，而是直接告诉她：“如果遇到合适的人，可以改嫁。”
停顿片刻后，他又叮嘱：“往后的日子，务必要自立，不能靠我的名声换钱。”
这句话，才是他临终最放心不下的事。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终年63岁。潘兰珍料理完后事，带着养女潘凤仙离开江津，后来辗转到上海谋生，曾在学校做炊事工作。
她没有借陈独秀的名义谋取生活便利，也没有拿他的遗稿和声望作交换。一个没有多少文化、长期处在社会底层的女子，按照丈夫临终留下的嘱咐，靠自己的双手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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