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78年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对华国锋喊话：我到天津屁股没坐稳！

1978年10月，北京中南海，华国锋与林乎加谈话时，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调他到北京，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刚在天津任职几个月，手头工作尚未完全展开，听到消息后脱口而出：“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呢！”

这句抱怨并非推辞，而是实话。天津的工业、教育和城市管理，林乎加才刚摸到门道，北京的情况更复杂，责任也更重。华国锋没有多作解释，只说：“这是中央研究的意见，认为你到北京工作比较合适。”既然是组织决定，林乎加很快收拾行装赴任。

他之所以被频繁调往关键城市，和长期形成的工作风格有关。林乎加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汇报的人，到了一个地方，往往当天就下基层，晚上再听部门报告。有人后来称他是“灭火队员”，并不是说他专门处理表面问题，而是他总在局面紧张、任务繁重的时候被派去挑担子。

林乎加出生于山东青岛，1938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方和经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浙江负责农业，跑遍许多县，重视粮食生产和基层组织。到20世纪60年代，浙江农业形势逐步改善，相关成绩引起中央注意。

1964年底，中央酝酿成立“小计委”，主要研究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战略问题。林乎加因熟悉农业，被毛泽东点名担任副主任，参与“三五”计划有关工作。这个岗位看似是经济部门，实质上要求既懂政策，又能判断基层真实状况，林乎加的地方经验因此派上了用场。

特殊年代里，他也受到冲击。1967年1月，林乎加被带回浙江接受批评。面对各种指责，他坚持说：“我在浙江工作了这么多年，管农业管了这么多年，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后来他对孩子说，自己过去把浙江各县跑了一遍，这次又“跑”了一遍。话里有苦涩，也有不肯低头的性格。

1972年，林乎加重新回到中央，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75年后，国家经济工作面临不少压力，他曾代为主持计委日常工作。1976年10月以后，上海需要恢复秩序，中央工作组进驻当地，林乎加作为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参与其中。

进驻上海棉纺织厂时，厂内矛盾尖锐，甚至发生火灾。林乎加没有急着训人，而是要求工作组改变方式，深入工人中了解情况。局面稳定后，他又参与推动宝钢项目落户上海。1978年3月，他率经济考察团赴日本，回国后提出引进技术、合理利用外资等设想。这些意见在当时颇为大胆，华国锋听取汇报后评价说：“林乎加同志提了很好的意见。”

然而，几个月后，他又被调往天津，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刚到天津，他便连续走访工厂和机关，要求部门负责人直接汇报，不许把材料层层转手。有意思的是，他在天津处理的一件教育问题，影响了大批青年。

1978年高考后，天津有许多考生达到录取要求，却因招生名额有限无法入学。林乎加召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单位研究，追问：“教师有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提出扩大招生，实行走读，利用中学校舍办分校。学校负责人起初担心条件不足，他则认为，只要师资能够保证，校舍和经费可以设法解决。

天津依托现有高校扩建分校，招收了约8000名学生。教育部门起初有顾虑，邓小平在了解情况后表示支持。此举并非简单降低标准，而是在国家急需人才、教育资源紧张的背景下，对招生办法作出的调整。

北京接住了这项经验。林乎加赴京后，又推动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并为“四五运动”平反。北京当时符合条件却未被录取的学生更多，他通过压缩部分行政开支、调整建设经费，解决教学所需的资金和场地。1978年，北京扩大招生人数约1.68万名，许多青年因此重新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

在北京任职期间，林乎加还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白介夫后来回忆，他来得突然，许多市委干部事先并不知道。林乎加自己也明白，北京事务千头万绪，便对华国锋谈到工作压力。李先念劝他，有问题多商量；邓小平也表示，大家彼此熟悉，遇事共同研究。

他的工作节奏很快。秘书需要轮班值守，夜间电话不断。一次暴雨造成驻外机构受淹，邓小平得知后打电话询问，林乎加立即赶到现场处理。1981年，他主动提出辞去北京职务，随后出任农牧渔业部部长。

到了农业部门，他仍不习惯久坐机关，常说：“去单位坐班，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更多时候，他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1982年，中央决定开展扶贫工作，已经66岁的林乎加承担起“三西”地区农业建设任务。1982年12月，相关领导小组成立，他兼任组长，开始长期奔走于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等地。

1985年，林乎加增选为中顾委委员，退居二线；1992年底正式离休。此前几十年里，从浙江农业到国家经济，从上海、天津到北京，再到“三西”扶贫，他的职务变化很快，留下的工作痕迹，却往往落在粮食、工厂、学校和贫困地区这些具体地方。